古希腊罗马文化 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伪史抄袭中国历史、窃据文明源头，诸玄识(8)

再从“法”的角度来看。“立法”或“法治”在西方是现代现象，它是儒家的人本人文主义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战胜神权神约的结果；并且还需要这样一个客观的必要条件，即：“海洋地缘”和“全球性生态”来纾解它的原罪这一客观条件，否则的话，“原罪”聚爆于内，完全是非理性的。

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国及中华圈是“人的社会”，因而存在着“人的自我管理”（人自己处理各种关系），这才可能有法律（法典）；在传统中国是“德治”（人民道德自觉）为主，法律兼备而辅助（乱世用重典）。“人的社会”开始于《易经》，所以在17-18世纪，白晋和莱布尼茨都主张，伏羲是“普天下的立法者”（universal lawgiver）。[xxxii]

之所以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人的社会”——“人参天地、事在人为”，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中国的地理及生态环境是“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故而，人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这样的条件在1492年之前的“泛西方”并不具备。在中国以北、以西，自然对人的挑战实在太大，以致不用最无情、最愚昧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来窒息“人的有为”，则不能保持其起码的“存在”。由此，近代以前的泛西方（包括“近东”），只有“神约”，它不允许“人的自我管理”（人处理各种关系）；这样，法律、法典或法治以及一切自然法及社会法都无从产生。更何况被西方杜撰的“古巴比伦”是神与祭司的社会，如果再有世俗法律的话，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结论是，现代早期的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和憧憬伪造了其传统、历史和古代法典（罗马法和汉谟拉比法典等）。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就不相信历史，他认为西方古代是按照现代人的想象编造出来的。他说：“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古代希腊和罗马，我们只要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即可，因为……历史丝毫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东西。” [xxxiii]

两河流域考古遗迹伪造方法举隅

——拿13世纪阿拉伯文物冒充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

半发掘、半伪造两个最古老的“近东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它所发掘的，或是“史前文明”的残迹，或是丝绸之路的遗物，都被拿来佐证“古老文明”，例如：

考古学家伍利（L.Wooley）披露，我们所见的大量的被归于古代王朝系列的文物，是和考古实情相矛盾的。让我们举一个具有代表性例子来说明。人们被告知，一个最古老的苏美尔皇家墓群被发掘，其建造时间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但伍利教授，从陪葬品中的黄金香水器皿断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属于第13世纪早期的文物……。 [xxxiv]

西方大量伪造证据，致力于两河流域考古学，原来是出于维护西方中心论的目的……

如上所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概念，就建立在完全不靠谱的所谓楔形文字的“识读”、伪造考古文物（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及指鹿为马（指13世纪阿拉伯的遗址为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的遗址）的方法之上。

“考古学十字军”运动

大约两百年前，“西方编年史之父”——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利用其所掌握的中国历史知识，以中国历史年代为基础编造了西方历史的年代学。其中关于19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叙事在17世纪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

原来，“世界伪史”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位16、17世纪之交的法国神学家斯卡利杰。斯卡利杰的主要著作有：《时间校正篇》（1583）及《年代学宝典》（1606）等，抄袭中国历史年表，凭空编排了西方世界历史的年代序列。[xxxv]

换句话说，斯卡利杰把他所收集到的大量神话和伪造的材料，充当“正史”；竟然在两百多年之后被“科学考古”都证明都是“真的”。这怎么回事？难道斯卡利杰是“先知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