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文化 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伪史抄袭中国历史、窃据文明源头，诸玄识(10)

斯卡利杰像

斯卡利杰的“成果”通过他的两本书公之于众，即《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temporum）和《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顾名思义，“时间观念”对于那时的西方是何等重要。但这实际上是“中国标准”。

按照主流西方的说法，“伟大的编年史家斯卡利杰（J. J. Scaliger, 1540-1609年重建已经遗失的历史编年，在时间上把所有的古代历史标准化，载于他的两本著作中，即《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年代学宝典》（1606年））。”

斯卡利杰著《时间校正篇》

第一，埃及编年??佩塔维斯（Petavius或Petau）虽是斯卡利杰的弟子，但在设计古埃及年表这件事上，两人意见相左；甚至佩塔维斯谴责道：“曼涅托（Manetho）及其埃及王朝是伪造和荒谬，凡此，斯卡利杰愚蠢地接受之。”

第三，中国信息？斯卡利杰临死之前立下遗嘱，请求他的朋友葛马如（Gomarus）继续使用中国资料，修改已出版的《年代学宝典》，准备再版；并把其余的中国书籍和论文赠给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

■在1606年，基于最古老资料的原则，把历史时间的计算（编年史）正规化〔引者按：该图解是主流西方作的。实际上，这里的最古老的资料就是伏羲和“中国历史朝代及帝王年表”（来自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他的计算方法是从阿拉伯途径获得的中国的“天干地支”和天文历法〕。

■斯卡利杰发现埃及史料，它显示法老在创世纪之前就已存在（按照当时的《圣经》，“地球创世”（神造万物、开天辟地）是在公元前4000年〔引者按：姑且不论“创世时间”之荒诞，实际上是：因为斯卡利杰发现中国历史早于“圣经洪水”数千年，所以，他就运用中国编年史及其方法，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包括埃及）；这样，他就把百年前由安尼乌斯伪造的古埃及、巴比伦和其他“古代西方”，在这个整齐划一的时间序列中变为“西方正史”。不过，从斯卡利杰到他之后的两百五十年，西方一直公认中国历史最早〕。

■斯卡利杰的发现导致了质疑和争辩《圣经》，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源流；进而通过福修斯、裴瑞尔斯和斯宾诺莎，引发了启蒙运动〔引者按：实际上是，斯卡利杰本想在借用中国真史，调和西方宗教内外的神话及传奇，从而达成三者一致、万年一系的“人神两元架构”。但在他死后，由耶稣会士卫匡国等人提供的更准确的中国信息，使更多的欧洲学者相信：《圣经》不仅时间短，是阶段性的；而且空间小，是地方性的。由此，西方在中国文化的引导下掀起启蒙运动（“中国热”从荷兰转到法国）；亦即，发生了从“神的社会”到“人的社会”的转型〕。

（三）伪史的创世纪与十字军

尽管在西方，在19-20世纪，斯卡利杰的这两部著作（《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可谓中式“双胞胎”——被当作历史学的“里程碑”，而斯卡利杰本人也被尊为“历史编年之父”；但是，在17-18世纪，众多学者根据更为准确的中国资料（主要是卫匡国所著《中国上古史》），对“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批评、调整和改写，诸如：

福修斯（IssacVossius，1618-1689年）主张扬弃创世神话，仿效中华文明来写“人的历史”；着迷于中国编年史的欧洲“科学巨人”——牛顿撰书（《古代王国编年修正》），抨击斯卡利杰伪造历史；伏尔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被虚构的“古代王国”，都是在重复亘古绵长的中华文明之历史的。德国神职学者珂雪（另译：基歇尔，AthanasiiKircher, 1602-1680年）为了既捍卫《圣经》，又拔高西方“人的历史”，则别出心裁地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即：诺亚（子孙）→埃及文明→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