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文化 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伪史抄袭中国历史、窃据文明源头，诸玄识(11)

在斯卡利杰死后约80年，继门多萨和卫匡国之后，另一位耶稣会士、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年）所写的“中国历史”，较为细致入微，从而在为西方伪史确定“时间序列”上，差不多画上完美的句号：

在1686年，柏应理完成了《中华帝国年代表》，附上《中国贤哲孔子》，……结果，所有的被记载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时间，都与基督教编年史的事件（神话）挂起钩来。的确，随着出版《中国贤哲孔子》……，在传教士的知识产品和欧洲科学论战之间塑造了重要的链接，它包括斯卡利杰和牛顿等人……把所有民族的“历史”都置于《圣经》的延续的架构之中；在此关头展示了耶稣会士的中国资料和欧洲科学的自然神论，带着参考附录《中国朝代帝王年表》，由此，这个历史编纂就完成了。

《诺亚编年史》。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学术界，鉴于中国历史既早又真实（不同于宗教神话），便以它为标准反复调整“创世纪”的时间；最终是以“七十士文本”《圣经》代替通行已久的拉丁文本《圣经》，后者被用于承担“圣经编年”、从而经纬“西方历史”。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西方及其宗教的尊严，他们把中国历史置于《圣经》架构之中，说尧或伏羲就是“诺亚”（在发音上，“诺亚”与“尧”近似，即：Noah≈Yao）.

图解：由中国上古资料衍生出“圣经编年”（部分）——诺亚后代（诺亚方舟的幸存者），在伊甸园之外的欧亚非建立“人的王国”。图的左边从上往下：诺亚（中国始祖）＝伏羲或尧？下来是神农（Shin-Nong），再下来是黄帝（Whang-Ti）。在从左上方（诺亚）向右，分别是闪（Shem）在亚洲，雅弗（Japheth）在欧洲，含（Ham）在非洲。【这个图反映了17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的基本倾向（西方文化及汉学中心在荷兰），欧洲学者根据耶稣会士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确定《圣经》的时间，从而形成“圣经编年”，后者是西方版世界历史的总纲。另外，这个图是反对“西来说”的，认为中国编年史（“人的历史”）最准确，因而是标准。】

以上所述可以归纳为“西方历史学的创世纪”（15-18世纪），主要是解决“圣经的普世历史”的时间问题。下面所要讲的，是“西方历史学的十字军”（19-20世纪），主要是建立“圣经的普世历史”之空间基础。后者既是为了印证《圣经》的真实性和普世性，又是为了在历史依据上支持西方的殖民统治。西方人在美洲是通过清除土著，做到“鸠占鹊巢、反客为主”；但这种方式在亚非则阻力重重，那只好就更弦改辙，设法驯服之。然而怎样“以少治多”，才能“合乎情理”呢？答案就是“泛西方”概念！——把“西方”的地理外延扩大。“雅利安之印度”乃开风气先，自圆其说；“创世纪之近东”则如法炮制，弄假成真。

按照《圣经》之“巴别塔”的神话，发现、再现“巴比伦”（Bible→Babel→Babylon）。

（四）圣经神话化作异域古迹

古德格姆博士（Dr. Peter Goodgame）在《被欺诈主宰的》（Domination by Deception）一文中写道：“这似乎是，带着高贵的增进人类遗产之兴趣，期望全然把握人类历史；正是这样的意使学者们投身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领域，但我们也发现了有宣传误导的证据。”

威斯康星—拉克罗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查瓦拉斯（Mark W. Chavalas），在其所著《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一书中，引用了亚述学家弗里德里希·德利奇（Friedrich Delitzsch）的话：“什么原因（让我们）在如此偏远、荒凉和危险的土地上，做如此努力？而且，大西洋两岸不断增加的资源（资金）投入、自我牺牲，被分配到巴比伦和亚述的发掘上？……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就是为了《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