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与自胜者强_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_自胜者强书法(14)

鲁迅就是文化界抗战的核心人物之一。

除了积极支持左联的活动外，鲁迅还与其他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对日本的侵略和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抗议。1932年2月4日，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抗议日本进攻上海。1932年2月7日，鲁迅等129名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民众宣言》。

积极推介年轻作家的抗日作品，是鲁迅积极参与抗战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当时文坛的主将，鲁迅一言九鼎。他大力推介了一些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使一批文学新人快速崭露头角。1935年8月和12月，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终于出版发行。鲁迅为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年轻作家，亲写序言，高度评价。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鲁迅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葛琴的《总退却》短篇小说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军民在1932年1到3月“淞沪抗战”中的英勇表现，鲁迅也为之作序，盛赞其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

鲁迅还领导了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1936年6月1日，鲁迅、冯雪峰等商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6月15日，《夜莺》第四期刊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表鲁迅等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7月1日，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强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口号，“国防文学”是“随机应变的具体口号”。同日，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痛斥托洛茨基派反对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并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8月15日，鲁迅在《作家》上发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主张作家应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认为当时左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右翼的“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侧重点不同，可以在“抗日”的旗帜下并存。他主张抗日旗帜下面要保持各自的文学特色和思想意识，不希望一刀切，非此即彼。

1936年10月1日，距离逝世还有18天，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鲁迅，仍会同21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民族大义面前，鲁迅毫不犹豫站到了超越派别、团结御侮的高度，这对文化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能够迅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积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有人在网上无数次发帖，反复宣扬鲁迅在日本对华侵略时，只有对国民的冷嘲热讽，没有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写过一篇文章，虽然有网友立即指出了《友邦惊诧论》，但是武器仍显单薄，虽然想“守住网络的上甘岭”（戴旭），仍然需要寻找更有力的武器。

尽管广大网友对历史有兴趣，但是，针对于这样专门的历史，特别是文学史，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确实很难立即梳理出清晰的证据，用以反驳谣言。鲁迅著作浩繁，非文学专业的人知道的鲁迅文章，基本上是从各阶段的语文课本上得来的，而语文课本上选取鲁迅文章的标准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选择，特别是最近几年，鲁迅文章的分量在语文课本中的比例越来越少，新一代的人对鲁迅文章的阅读，更多地需要从课外获取，所以我在这篇帖子里，对鲁迅在1932年到1936年间的活动进行回顾，梳理出鲁迅在文化界的抗日活动轨迹，反映他的抗日活动。

我们知道，鲁迅的弃医从文，就是在日本仙台留学时，看到日俄战争中，中国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从而刺激他树立通过文学救国的理想，这在他的《呐喊》自序和散文《藤野先生》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他思想转变的脉络。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鲁迅，怎么可能面对日本的侵略而会置之度外呢？其实不然，鲁迅先生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国的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