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柏杨版阅读 郑志强：屈原生年、卒年与享年新考(7)

由此可知，屈原在60岁左右并未自尽，其诗句“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这与身心仍然健旺而力求平反昭雪的生动写照相一致。而屈原自尽时74岁左右，这与《悲回风》中“岁忽忽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和《渔父》中所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等对老年屈原的描绘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以当时屈原的心境，与其让衰朽的生命自然死去，不如主动自杀更壮烈、更有警世价值。这也是符合屈原性格的选择，他在《渔父》中向最后一位扮演“渔父”的劝阻自杀者的斩钉截铁的明誓明志，正是他“舍生取义”抉择的真实记录。

问题已经基本廓清了。屈原先后被怀王和顷襄王弃而不用的时间不是3年，也不是9年，而是总计15年左右。这15年的蹉跎岁月，不仅对屈原个人，而且对楚国国运的盛衰影响都是致命的。顷襄王时期，屈原虽仍有“三闾大夫”爵位，但封地早已随“郢都”被秦攻占且北楚之地尽为秦有。“发郢都而去闾兮”（《哀郢》）正说明楚国国都郢都被占的同时，屈原封地“三闾”亦被秦军占领，屈原也就完全失去了贵族的尊严与生活依托，在山河之间流浪。在此应当申明，顷襄王“迁”的是屈原的官；所谓的“放流”只是政治上“弃而不用”，因秦军的占领而失去封地，并非我们现在语境中的服刑流放。这从《卜居》《忆往昔》《悲回风》等诗中可得到印证。对这样漫长的流浪经历，屈原在《悲回风》中自述感受是“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德绵绵之不可行”，确实达到一般人的忍耐极限了，所以在创作出《怀沙》后不久，就投江自尽了。关于屈原生年，郭沫若虽然拘于旧说没有考订确切，但屈原去世的年份他的考订基本是准确的。他说：“当楚国的都城被白起攻破的时候，他曾经作过一首哀悼国都的诗……他看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五日（农历），终于跳进湖南省汨罗江里自杀了。”〔1〕252最后应强调一点的是：在屈原决定自杀前后，关于他该不该自杀，就已展开了争论。《渔父》这篇假托屈原所作而实非其所作的楚辞作品，似乎以纪实的形式记录了屈原与渔父的讨论原话。屈原最后回答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我们从中发现，屈原不仅身心浸透周朝文化，而且已完全接受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热爱国家、舍生取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渔父》中的“渔父”劝阻屈原投江的一段说教也许是出于挽救屈原的善意，但后世创作《反离骚》的扬雄、著《汉书》的班固、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等辈，有意贬弃屈原则难以原谅。司马光在与他的写作班子讨论写不写屈原后一致认为：“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6〕340这是一类遵奉“精致的利己主义”哲学的个人主义者，与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者屈原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注释

①这是英国政治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所著《帕金森定律》一书提出的命题，核心意思是：一个集团的首长一旦骄傲自大，他就会有意无意培养提拔唯自己意志是从的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下属逐渐把智慧用在如何揣摩上意以便迎合求得晋升，而不再把这个集团的兴衰当成大事。由于一个大的集团不可能靠一个人的智慧来维持长治久安，那么，集体长期怠工必然带来整个集团衰亡的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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