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柏杨版阅读 郑志强：屈原生年、卒年与享年新考(4)

怀王出现这种状况后，忠臣群体如昭阳、陈轸、屈原的政治命运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国运出现巨变就在事理之中了。“伤灵修之数化”（《离骚》）的诗句，道出了屈原对怀王骄傲、不守信用，轻躁处理国家大事的苦闷以及对楚国未来的深深忧虑。毫无疑问，怀王与屈原从最初的互相赏识裂变为互相埋怨甚至厌恶，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君主一旦予智自雄，必然视敢谏之臣为藐视自己。如此一来，“因忌怠等死顽症”①必然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枢产生病灶，国运也将随君主一人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智力长短高低而动荡起伏。国家大事的“集思广益”在朝堂里必将蜕变为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的臣子团体日渐上升，而敢于直抒不同于国君看法的忠臣日渐被排斥净尽，“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将愈演愈烈。由此看来，与其说上官大夫、张仪和郑袖排斥了屈原、误导了怀王，不如说怀王排斥了昭阳、陈轸和屈原而创造了上官大夫、张仪和郑袖更符合史实。

综括上述分析，屈原受上官大夫之谗，被免去“左徒”要职，应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之后，亦即楚怀王亲率“合纵国军”征讨秦军失败之后。恼羞成怒的楚怀王在失去对“合纵”战略可操作性认同的心理状态下，完全有可能迁怒于积极主张合纵抗秦的屈原。因为当时“合纵派”主将昭阳为令尹，陈轸为客卿，屈原虽同为主张“合纵”一派，但由于昭阳和陈轸一为令尹、一为客卿，爵位高于中大夫屈原。怀王不便怨责前俩人，便迁怒于屈原，这在情理之中。至于靳尚的谗言，也许只是诱引怀王迁怒屈原的导火索而已。怀王对秦相张仪的来访竟然称“寡人年幼”“卿何以教寡人”，并“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史记·张仪列传》）这是怀王遇败即改辙的真实写照。虽然楚怀王从此“疏平”，但“上官大夫遇刺事件”发生后，楚怀王因感到受欺于张仪，又召回屈原，并不顾屈原等人切谏怒而兴师伐秦。在连战连败后，失去底气的怀王再次听信了张仪蛊惑，奉行“亲秦绝齐”策略。可以说，楚怀王在如何正确处理楚国与秦国、齐国等关系上，思想完全处于乱了方寸、随意游走的状态。在此之前，由于陈轸、屈原切谏，怀王甚至“黜”了屈原的“左徒”之职，但屈原仍以“三闾大夫”之爵位在朝廷任事，这一事实在《史记》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记载明确。

从“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10〕3191来看，屈原虽被怀王疏远，但仍在朝出使并能向怀王进言。屈原出使身份（职位为行人）亦被剥夺应当在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据《史记》载：“（怀王）二十四年，背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10〕3195可见，屈原被黜免“使者”身份，应在“黄棘之盟”签署后，即公元前304年。楚怀王与秦昭王共有两次会盟，第一次是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此次会盟怀王至少表面上获得空前成功，他不仅兵不血刃取回上庸，而且控制秦国朝政3年多。该史实司马迁记录在《史记·六国年表·楚表·怀王二十五年》之中，而在此表中又明确记载了“二十四年，秦来迎妇”。即秦楚于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通过“迎妇”实现与秦国“好合”。昭阳、陈轸和屈原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对怀王这一改变“联齐抗秦”重大国策的唐突决定进行多次诤谏，怀王不仅不听，还先后罢掉了他们的官职。但学界大多忽略了这一重大史实。由于屈原在“黄棘之盟”实施前一直主张坚持“联齐抗秦”国策，以巩固秦、楚、齐“三国鼎立”局面，劝怀王不应被秦国抛出的利诱伎俩所动，因而成了怀王签署“黄棘之盟”的绊脚石，楚怀王亲自与秦昭王在“黄棘”（今南阳市）签署“黄棘之盟”取得短暂成功，极大满足了他急功近利的虚荣心，他此际罢免屈原“使者”（行人）之职，符合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