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和孟子的故事 包世臣《艺舟双楫》（三)(6)

《述古孝子诗》序

人之心不可使放，放必由于无所事，心无所事，而不能无所之则放矣。故古者教人，于平居则《春秋》《礼》《乐》，冬夏《诗》《书》，行以采齐，趋以肆夏，使此心无时无地不有所事以守之，而不放也。至于居丧则主哀，而不尚容，自成服以至免丧，历三载之久而身以废业，无所事事，若非有束其心者，在不能保其不外驰而忘哀也。是故始丧，读丧礼，既葬，读祭礼，凡以自管其情，目之所触，声之所发，无非归厚之教，设此闲以防其心者也。分宜赵南庵先生之执母丧也，居庐之日，检古孝子事迹，摘叙其略，各缀以五言二韵，积二百首。盖三载之中，无日不与古孝子相晤对，创巨痛深情，难自已，与古人丧次读《礼》事异，而束心于哀，则无殊也。先生五世孙芝岩茂才，年少工为文，不忘祖德，以是编见示，乞序而梓以传之，后之得是刻者，罔极之思，有不觉其油然生已。《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类至五世，而手泽益彰，其斯为君子之永锡也乎。

《江季持七峰诗稿》序

夫诗难言矣。尼山以学诗为教而可与言者，仅乃二人，降及李唐，传人万数，而其至者，伯玉、子寿、太白、子美、次山而已，何其靳耶。盖诗教主于温柔敦厚，然其旨趣，寓于意者半，而发于词存于气者亦半，是则无迹象可求，非言语所能喻也。夫以诗之关键见于迹象，其激射隐显之可说以言语者，常仓卒不能得解人，况微妙于此者耶。是以余驰驱楚、蜀、幽、燕、吴、越之郊四十余年，诗人莫不识而可与为深言者，唯阳湖张翰风，其次则歙方岩夫，荆溪周保绪，高凉黄修存，东乡吴兰雪，蕲陈秋舫，无锡赵艮甫，桐城汪奂之，吴蒋澹怀，镇平黄香铁，而岩夫奂之，皆吾皖产，岩夫之气厚，奂之之词柔，俱有得于诗教矣。而岩夫资力为深，自岩夫、奂之相继物化，有后起者，吾未之见也。道光庚子，余待辨豫章，多暇日，倪莲舫太守持皖江三家诗板本见示，并言汪平子、余伯扶非江季持匹拟，别刻专行之，而请为序。余受而读之，太守之论，盖信季持，余曾一再见于白门，不知其能诗也，今读其诗，庶几有窥于柔厚之旨，不及岩夫而轶奂之，是足以为吾皖三家矣。篇什虽不充，素丝十句，品证上中，陕郊一篇，心倾杜老，亦奚必求益择肥，如买菜市瓜之为也耶。余尝诩不失人，以季持观之，则失人正多矣。工诗者未必可言，可言者或又失之交臂，则信夫诗之难言矣。

《王海楼（劼）诗》序

诗之为教深矣。其深者必于温柔敦厚而不愚。诗之用有美有刺、温柔敦厚，意其主于美乎。然古今传诗之用于美者什一二，而应制教，希恩泽，充羔雁，不足与于诗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风云月露，体物即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于比物连类，以致寄托。圣门之说诗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然则诗教殆寓于刺耶。盖《诗》义六，而用在于风与兴，一气相感谓之风，微言谕志谓之兴，而所以妙风与兴之用者，则曰离合，曰隐显。显则与人以可见，隐则与人以可思，可思故无罪，可见故足戒。离合者又所以妙隐显之用者也。隐显离合之用彰，故其词温柔，温柔故无罪，其旨敦厚，敦厚故足戒。关于孔子和孟子的故事已无罪而人足戒，且何愚之有。以此为教，不其深乎。汉氏去古未远，流风犹存。魏晋以还，藻缋迭兴，而先觉不乏比。及有唐，射洪、曲江、青莲、杜陵、道州，是其选也。宋之眉山，亦庶几焉。不由此，不足以为诗，不解此，不可与言诗，则匪惟其教深也，而言之实难。同年生王君海楼，蜀产也，于射洪、青莲、眉山为后进，自幼好诗，数十年不倦。前以赀作宰浙江，屡膺大邑，被议左迁来豫章，复入都，再镌级，仍以赀复官。道光壬寅，自都返豫章，裒其被议后诗若干卷示余，余受而读之，盖骎骎有离合隐显之意。诗固难言矣，遇可与言者，又不得不言，故与为深言，即以为弁。

《澹菊轩诗初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