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是怎么消失的(2)
过了两年,李鸿章又向朝廷转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的条陈,主张变通文场科举之制。丁日昌说:“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闭户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他建议将科举考试改为八个科目,以求实济:一是忠信笃敬,以观品德;二是直言时事,以观识见;三是经史百家,以观学术;四是试帖括诗赋,以观才华;五是刑名钱谷,以观是否长于吏治;六是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能否带兵打仗;七是数学物理,以观其通识;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力;八是外国形势、言语文字,以观其能否出使不致辱命。他还主张特设一馆,招致奇技异能之士,则人才涌现不竭。海外华人之抱负绝艺者,亦将返回中国以营爵禄,仿佛今天推行之千人计划。
丁日昌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常发惊人之语。李鸿章一直视丁日昌为知己,常说两人一鼻孔出气。
1875年2月13日,李鸿章给他的淮军部下,时任署理江西巡抚刘秉璋写信,再次阐发自己对科举取士的看法。他感叹道,试帖小楷,丝毫无益于时务。近人条陈变通考试,皆被礼部驳回。我姑发其端,以待当道者猛省,然其依然执迷不悟。他们说科举代有伟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也是科举选拔之人。其实我早就说过,就算有曾、李等数十人,洋务亦断办不好。我们这些人,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有人担心洋学用夷变夏,那么华学能否制夷?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必嫌弃?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
他说的这些大实话,在当年,振聋发聩,却不是谁都看得明白,更不是谁都敢讲的。
科举是读书人的心头肉
从1864年起,洋务官员们先后推动办工厂、造舰船、建海军、兴电报,甚至设立新式军事学堂,送学生出国留学。但科举这头,新增一科,以科技人才来取士却长期未曾落实。科举始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骄傲,是香饽饽,也是他们坚守的最后堡垒。
直至整整二十三个年头过去,1887年4月18日,御史陈琇莹奏议,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清廷命醇亲王奕譞与相关衙门妥议具奏。
他们拟定了具体办法,规定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可另出算学题目,生监中果能通晓算法,将原卷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勘注册。俟乡试之年咨取来京,试以格致等科学,择其明通者录送乡试。每二十名于额外取一名,惟不得过三名之数,以示限制,会试时仍归大号。此后,有些观念开通的督抚、学政对部分书院进行改革调整,增添西学课程;一些地方的岁科考试也增添了经世之学和西学内容,但真正将算学生纳入乡试会试的实际案例,我尚未见到记载。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改革很难。不仅在于顽固保守势力的执拗,连湘军大帅们其实也心怀科举入仕的梦想。
我读过曾国藩九弟曾国荃1871年2月8日写给侄子曾纪泽、曾纪鸿的一封信:“余近年亦常常梦入乡闱(乡试),梦中起讲,入首总不得意。梦中观榜,名氏总不得挂一甲。梦中焦急,亦与昔年无殊。”曾国荃本来是国子监的贡生,因太平军造反,随兄组建湘军而终止学业,因镇压太平天国战功,受封一等伯爵、头品顶戴,担任过浙江、湖北巡抚,此时功成名就,称病辞官回湖南老家闲赋,却依然对没取得科举正途的功名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八股文做不好,会成为一种焦虑的梦魇。
最早主张科举改革的李鸿章,对于自家子弟的科举士途,也一直非常关注。
1881年3月2日(光绪七年二月初三日),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私信中提到:
稚子、童孙联翩入泮,督令专习帖括,并奖藉鄙人少时敲门砖闱艺。既自知为无用之学,又不能不以此为进取之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嘻!
他还在信中安慰丁日昌:
公自恨不得科第,究竟科第中人盈千累万,何者能干济时艰,即今之高牙大纛,及人参政事者,岂皆尽由科第进身。士之遇不遇,时也、命也,非科第帖括能限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