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是怎么消失的

v 李鸿章建议增设新科取士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创始于隋朝。它打破了更早年代通行的血缘世袭和官僚举荐（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社会中下层读书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入仕通道，在世界上曾是一种先进的选官体系，也对后来欧美国家实施文官制度起过重要的借鉴参考。

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明代以后，采用八股文体来阐发经义，格式日益僵化，文章日益空虚，既与现实生活无关，更与科学进步无关，完全自成套路和技巧。在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对八股取士落伍保守的批评不绝如缕，兴办新式学堂的实践也逐步推进。二十世纪初，终于结束了绵延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

从现存文献看，晚清封疆大吏中，李鸿章最早公开向朝廷建议修改科举范围，学习西方科技，增设专门一科，选拔专业人才。事见于1864年6月2日，恭亲王奕(讠斤)转呈的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信件，当时李鸿章官职为江苏巡抚，年纪刚满四十一岁。

李鸿章在信中恳切地说道：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擎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依清末中西文化交融和体制嬗变的历史进程观察，李鸿章这个观点提出得非常之早。恭亲王呈信前一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刚在天京服毒死去，曾国荃率领湘军已将天京紧密包围，攻陷指日可待。关于战后国家建设和面临的中外关系，李鸿章的思考远超整个时代。

在此之前，李鸿章创建淮军，改组外国雇佣军“洋枪队”为“常胜军”，真实体会到西方兵器在作战中的巨大优势。而在上年，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向曾国藩倡言建立基础工业和推行新式教育。容闳要建立的机器厂，“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为“一切制造厂之基础”。

以其作为母厂，以下生发出众多子厂，“以中国原料之廉价，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曾国藩委托他在海外采购机器设备，1865年创建了江南制造局。容闳还建议改革教育制度，培养技术新人，后来启动的留美幼童培养计划，对于培养新式人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李鸿章所言“制器之器”说可见，容闳新鲜言论给曾国藩的门生部将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李鸿章写信建议改革的缘由之一。另一方面，洋务思想家冯桂芬于1861年撰写了著名的政论专集《校邠庐抗议》初稿，寄请曾国藩作序，该书被传抄多种副本流传，冯本人被李鸿章纳入幕府。

在《校邠庐抗议》“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制洋器”诸议中，冯桂芬主张“改定科举”，“特设一科，以待能者”，与李鸿章所言颇为一致。冯桂芬说国家重科举，“聪明智巧之士，穷老气尽，销磨于时文、试贴、楷书无用之事”，主张“特设一科”，引导聪明智巧之士，“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坚船利炮。在新建船炮局中学习西方技术，“工成与夷人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李鸿章的观点与冯桂芬交相辉映，显然也是受到冯桂芬思考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