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现代艺术馆 【写生啦】 央美教授曹力自叙

原标题：【写生啦】 央美教授曹力自叙——艺术语言的实践与研究

我们看曹力的画，既可以感到他的感情奔放，又能感到他的富有理性。正是他的感情奔放，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荒诞又浪漫的色彩；而正是他的理性思考，使他的画面不失深度和厚度。他还故意避开色彩和线条的华丽、流畅和漂亮，让它们朴素、自然、稚拙而又有生涩感。曹力的画是耐人寻味的。

——邵大箴

曹力

1954年生于贵州贵阳

198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壁画研究室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教授

在画面上曹力喜欢亚光的效果，不刻意追求光亮，他的画面多为中性调子，自然没有散光。曹力偏爱亮灰调子，因为灰调子对画家来说，更为丰富，而过于极端的调子难以有更多的变化。曹力在画中不懈地追求形的变化、色彩的变化、构图的变化，在当今画坛独具风格。

——殷双喜

自 叙

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昆虫和植物

那许多闪闪烁烁的光斑和阴影

那许多在碧波中穿行的鱼儿

那许多在林子里唱歌的鸟儿

那许多好看的颜色

那许多眼泪和欢笑

那许多扭曲的面孔

那许多寂寞的日子

那许多永远忘不掉的歌

都能在儿时回忆档案中找到各自的位置

我记忆中最早的写生

1954年2月，我出生于中国贵州贵阳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一生和文字、数字打交道，没有什么“艺术细胞”，如果说有遗传因素的话，我一定是从母亲身上接受了艺术的天赋。小时候看见母亲在相册上画花边、剪贴图案，印象颇深。有一天为了消磨时间，用铅笔在一张小纸上画了碗橱上放的几个罐子，母亲下班回家看见了说“这叫静物”，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写生画了。

曹力三岁 1957年

青年时代个人奋斗的原始动力

那几年，父亲因戴过“右派”帽子，经常在农场劳动。母亲工作忙，总是早出晚归，我和弟弟常常爬在窗台上看着远处母亲回家的路，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视线，凉凉地顺着脸流在嘴角，流在脖子里。弟弟也跟着哭，幼小的心里虽还不懂得什么，但在和其他孩子比较时，由于父母的不得意，我们就有了自卑心理，也是从那时起我就不怎么爱说话。小学的几年，成绩在班里是前几名，喜欢上手工课、图画课。图画课老师最喜欢我，我的小胖脸没少被他捏，母亲说我的手看着笨实际上很巧。打架、争斗我是不行的，上体育课大家抢一个球，我总是难得踢上一脚，还常挨大孩子揍。我能找到平衡的是，我会做木头小手枪（能打火药），做橡皮筋动力的小飞机、木制小船、漂亮的小盒子和滑轮车什么的。在同龄孩子中，我是最棒的，用自制的玩具和别的孩子换吃的，换我没有的东西，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很愉快，从这里知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得到别人的欣赏和重视。后来这也就成为青年时代个人奋斗的原始动力。

母亲徐萃华、弟弟曹化与曹力 1958年

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半城市、半乡村的城郊度过的。小树林、小河塘边、田野、山坡、杂草丛生的荒地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在草丛里逮蚂蚱、捉蟋蟀，放在自制的笼子里养起来，常玩“斗鸡”的拉草结游戏，夏日的晚上在水声潺潺的小河沟旁捉萤火虫，装在小瓶里一闪一闪比谁的更亮。饿了，偷偷地挖农民地里的红薯生吃；渴了，悄悄摘几个“毛辣角”（本地的小西红柿）塞在嘴里；玉米秆是我们最爱的甜“甘蔗”，出汗了跳进河沟里洗个澡，瞎扑腾，居然也能浮起来。这些日子恰恰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在哥哥曹勇的帮助下学拉小提琴 1969年

因眼睛近视被歌舞团拒之门外，但没想起来要画画

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跟着大孩子印传单、散传单，找很多废旧传单，不管是什么内容，不管过期没有，在街上递给大人们，在人多的地方向天空散去，很多人抢！三个小孩子（包括我）突然找到了一张去昆明的过期集体火车票，改了改就莫名其妙地上了火车，学着“串联”，其实什么也不懂，混在大孩子中玩了一星期，身上只有临走时向父亲要的两元钱，回来时，也没用完，因为那时吃饭不花钱，“搞革命嘛”（现在想起来很像“行动艺术”）！上中学后看见“文艺宣传队”挺好玩，于是就去宣传队学跳“革命舞”，我摹仿能力强，很快就适应状况。巴塞罗那现代艺术馆在搞音乐的哥哥的影响下，开始学小提琴，在宣传队作“两栖队员”，很忙乎，一会儿上台表演，一会儿下台伴奏。我现在有的一点音乐素养也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我还挺喜欢跳舞，跳革命舞还学芭蕾舞，曾考过省歌舞团，因眼睛近视被拒之门外。当时就是没想起来要画画，小学上图画课总是最高分，但我也不以为然，认为和做木头枪一样已是过去的事。从来就没有当画家的理想。父亲倒是说我长大能当个“很有技术的工人”（可能当知识分子当怕了，不愿让我再受那份罪），我也觉得不错。说真的，“文化大革命”还真的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