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现实意义 温铁军：新时代下的中国三农战略(6)

三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在政府重视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领域开展的农业经营，一方面会因为与分散农户交易费用过大而难以通过谈判形成有效的契约，双方的违约成本转化为市场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规模化农业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正是因为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农业企业走出去之所以遭遇很多失败，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验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致使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何况，很多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加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根本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走出去的企业家如果只会讲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在海外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做什么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世界正在起变化：农业发展从1.0到4.0的升级转型

新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由小资主体社会向中资主导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和新工人群体。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总数达3亿多，占到社会总人口的23%，到2015年后将会达到5-7亿。

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绝对数量为8.17亿。该报告将中产阶级划作“底层”、“中层”、“高”三类，除去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3.03亿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还有5.14亿。

哪怕是对数据没印象的人也应该知道，中国已经产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近三成，比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加总还要多。对于农村发展来说，这个群体是多面性的。

从积极角度看，世界中产阶级的共性是既重视食品安全，又热衷资源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而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更是新时期愿意下乡进村、兴利除弊、促进城乡融合的社会群体。接着的问题是，主管部门和农业生产者是否有专门应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治理调整或营销策略？若有，又是否了解中产阶级的需求？如果官方仍然偏重于追求产量目标，压低农产品价格指数以免发生通胀，生产产品也是以大路货为主，则在三大资本都过剩压力下农业过剩的局面难以改观。

可见，国家大量基础建设投资所形成的搭便车机会，恰好把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能够与村民之间共同参与的社会资源开发出来，这就有了农业1.0向4.0演化的条件。

世界万年农业文明史上，农业从来不是“产业”而是人类与自然界有机结合的生存文化。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只有在殖民化和奴隶制的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而且这种农业1.0版只是作为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其实质主要还是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由此，尽管美国的农业占GDP的比重不足2%，却因其粮食产量足以影响全球粮食价格而在21世纪金融资本虚拟扩张阶段引申出另一个“农业1.0+农业3.0”的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就是金融化的一个现象。很多农业企业关注的ABCD四大跨国农业公司（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它们的优势就在于直接获取最廉价的资金，立足于一产化的大农业直接进入金融化，即与一产化大农业紧密结合的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