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现实意义 温铁军：新时代下的中国三农战略(3)

资本化农业在世界上都被认为具有多重负外部性，主要有三：一是过剩，二是污染，三是破坏乡土社会稳定。农业过剩数据是原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里特教授讲的，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塑料大棚扣在中国，靠大搞设施农业以超采地下水、地表盐碱化为代价，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人均蔬菜产量500多公斤，远远超过《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中规定的140公斤。大量的过剩演变为大量城市垃圾无处填埋。中国水产养殖量占全球总量的61.7%，全球49-51%的猪肉，另外还养着一百多亿鸡鸭等禽类，可见中国养殖业也是世界最大规模。主要农产品只有粮食一项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与人口比重是一致的，其它的都是过剩的。但由于最大规模养殖业需要大量耗粮，就有粮食12年增产还得进口，决策者据此认为农业没有过剩，但这种认识并不科学。

大家都知道很多农业过剩的案例，最极端的是菜农自杀，不极端的也是搞农业经营者没有合理收入，成千上万农村人因此背井离乡，留下老弱妇孺被地痞村霸欺侮，乡村的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破坏。

那么，是什么方式造成农业过剩呢？工商业资本改造农业，当然包括农业全面化学化。所谓“化肥农药除草剂，家家都种卫生地”，就是这么造成的。这就带来农村因大量使用化学产品而导致的水、土、气等资源环境的严重污染。

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有报告指出我国农业污染已严重影响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环境质量，且日益明显和突出于工业污染。2015年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提出中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

我国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很多科研和投资集中于工业和城市污染，很少人去做农村污染研究，说白了是面源污染本属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不发动群众形成有控制能力的组织，政府没办法给300万个自然村都投资治污设备，更不可能直接去治理2亿多小农户。因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教科书理论，要善于从宏观到微观做分析，注意农业发展和乡村变迁的时空条件和宏观背景。

（二）第二次生产过剩与农业面临的新趋势

当前，中国遭遇的是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而且仍然是“输入型”的。众所周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为2009年全球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全球需求随即大幅度下降又导致中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

我把这个阶段变化叫做中国经济“去工业化”。同期发生的是各种资金争相流出实体产业而进入投机领域，从而加快金融资本化，促推房市泡沫化，社会失序和制度成本上升反过来更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这就是今天“加工贸易型”的外资纷纷逃出中国、实体经济大部分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就认识到经济下行期，低增长是“新常态”。2014年实体经济迅速下滑，到2015年大多数人接受“L”型经济的判断（也就是陡然下降到谷底）。这个时候，城市已经存在工商业资本过剩，中国政府还不得不对冲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而客观上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巨大的流动性压力使大小资本都在加速进入金融资本经济阶段，因而短短几年时间金融资本也过剩了。不会理财的群众维持着世界最高的存款率（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大部分银行产生了较多存差，有些甚至存贷比低于50%，致使2012年以来延续着的第二次生产过剩与1998年产业资本过剩相比更为困难。

这个时候的资本下乡虽然还是被政府大力推进着，但因为大部分资本已经遇到农业过剩的困境，由此和九十年代后期的资本下乡、政府配合推行农业产业化不同，大批前车之鉴使投资者愈发谨慎起来。虽然主流还在浪漫主义地强调市场经济，但“市场看不见的手”却已经不大可能优化配置“绝对过剩的要素”。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确定在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可以发挥最佳的要素配置作用，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可能就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