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现实意义 温铁军：新时代下的中国三农战略(2)

改革或说战略调整，源自于危机。政府公司化使得中国政治体制主要矛盾是执政党所内含的利益集团纷争愈演愈烈。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

我们在研究危机周期时发现，正常发展之中人们都不愿意对既得利益做任何调整，只在全局性危机影响到几乎所有人利益的压力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产业和各企业才有认同并且执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可能。而本文谈及的这个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新战略，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利益集团都遭遇到了中国完成工业化以后的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

更直白地说，现在社会上的“乡村热”越烧越热，是因为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个别城市(如杭州)，超过一半户籍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或称中产阶级），城里人手中的过剩资本都想“组合投资”。

因为，去年股市大灾蒸发了二十多万亿，而房地产市场充满风险，如今年泡沫崩溃也会有不少于十万亿的蒸发。中小资本们既然在城市斗不过大投资家和大地产商，只好另寻投资出路——“下乡”，于是就得有个新乡村领域作为中产阶级投资空间。

与之配套的是，村干部和农民都不大愿意理会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便由政府直接推行。客观地说，官员们也是城里人，也属于中小投资者；大家都是外来户，如果没有合法占有乡村自然资源的文本，下乡就只能做公益。

这个情况，欧洲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业资本借助和平红利迅速扩张、很快就形成第二轮生产过剩，遂造成20世纪80年代产业资本外移到发展中国家寻找“要素价格低谷”获取巨大机会收益，进而回流到西方，带动向金融资本经济的转型升级。与之同期发生的一个空间改变，就是中产阶级及其中小资本纷纷下乡；到20世纪90年代乡村中的农场60%以上已经变成市民农业。

接着，就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绿色运动和不可忽视的绿色政治。其客观结果是历史性的：由于欧洲主要国家大量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多数在乡村创办，遂改出了“激进城市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形成了“莱茵模式”之下城乡融合的局面。这两种模式并不相同，如果我们要师从西方，就要考虑哪一种模式适合自己的国情。

▋二、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下的农业发展

（一）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与资本下乡造成的农业负外部性

在中国，很少有人讨论生产过剩危机。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该危机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导致来年外需陡然下降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引发的生产过剩，属于“输入型”危机。

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四年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下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的艰难发展时期，而政府却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推出国企改革，放手外资进来廉价地抄了很多国企的底，为第一轮生产过剩付出了代价。

1998年马洪、陆百甫都向中央发出中国进入相对过剩的警示。林毅夫则在1999年于经济理论界一次内部会议上直白地指出：“中国面临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他领导下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曾给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唯一可资借鉴的就是“罗斯福新政”。科学发展观现实意义

中国当年正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遭遇生产过剩的本质是产业资本过剩。所以，从1998年起，城市工商企业要求进入农业，政府适时配套政策就叫“农业产业化”——这是被西方教科书认定，却从没有在亚洲原住民社会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落地的理论。结果是从城市产业资本过剩，直接演变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业产品越是大量过剩。而基层干部却在地方政府指挥下调结构、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向农业产业化进军，结果是农民亏损严重，政府欠债增多。

我们不妨做个“穿越”比较。通过国际比较会发现，1929年美国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的同时，也是城市的工商业资本去推进农业领域的“福特主义”大生产时期，很快就导致三十年代的美国农业过剩。同理，中国在1998年遭遇了城市工商业资本的产业过剩，接着政府鼓励工商业资本下乡推进大规模产业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1998年以前农村是一个“被资本遗忘的角落”，但在国内产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工商业资本迅速转向农村。其结果与美国工业生产过剩资本流向农业接着就发生农业过剩的道理一样，中国也是九十年代末工业生产过剩，接着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也出现相对比较全面的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