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等级制度 “出身论”致使国家官僚机构无法有效运转，为此18世纪俄国对选(6)

按照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是一个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彻底改变传统社会的过程。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参与的扩大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是否完成的最后标志。

官僚制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所谓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的惟一尺度一样，迈向官僚体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是国家现代化的同样的明确无误的尺度”。官僚制有传统型的官僚制和现代型的官僚制之分。

“彼得国家的形象，包括无休止的强制措施和领土扩张，必须置于其压抑落后的环境中来考察”。18世纪政府的政治改革，政府官员对沙皇政府的强烈依附，与其说表面上对外保障了俄罗斯帝国大国外交地位的确立，还不如说加剧了俄国沙皇绝对主义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强化；与其说表面上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是俄国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所致，还不如说是18世纪中后期贵族退役浪潮导致了俄国军力大大削弱所致。改革结果最终只能是封建制度的自身调整，而非政治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贵族的官僚化完善了以大贵族为支柱的沙皇专制主义的传统官僚体制。

18世纪俄国政治生活只不过以沙皇为中心、“一个非常松散的七拼八凑结构控制着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少数人由于财富，对宫廷或政府的影响力以及私人活动能够发挥出色作用，但他们享受不到一个以法律、正规制度和自主性团体为基础的政治体系所理应提供的保障 ”。

与英国贵族相比较，英国贵族享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和特权，但他们同时又要为自己的社团或整个社会承担十分明确的义务。而俄国贵族保留了所有的权利和特权，但不承担任何义务。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下，部分贵族对君主、国家概念的混淆不清，与传统价值观发生背离——绝对服从又怀疑否定。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贵族知识分子最终走上了嘲弄时政、离群索居的“理想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贵族既是18世纪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受益者，又是18世纪改革的逃避者和受害者。这样，俄国并没有完成从传统官僚体制向现代官僚体制的转变，为19世纪选官制度的改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