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等级制度 “出身论”致使国家官僚机构无法有效运转，为此18世纪俄国对选(2)

门第制度把所有贵族结合成为一个具有依从关系的整体，领地制使贵族长期扮演着军事服役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角色而处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门第制导致了贵族等级之间的互相敌对，贵族之间由于隔阂、多疑和分散造成了经常性的矛盾分离，没有特权、分散而相互敌对，这便是18世纪改革前夕俄国贵族官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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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速改革事业的进程，彼得一世取消了分工不明，职能重复的衙门，建立了委员会体制。 1722年颁布的《官秩表》把文武官员分为14品（Ранг），三个平行的官职，共262个官职；第一次把文官和军官区分开来；把俄国官员分为四类。统一、稳定的公职人员的官位等级制得以确立。

《官秩表》贯彻量才使用、论功取仕的原则：不依据门第的高低，而是根据任职情况授予官阶，进入《官秩表》者都可成为贵族；根据贵族教育程度的高低提拔官吏。官职的取得要从最低的品级做起，尽管出身低贱，凡服军役和行政、宫廷役的官员供职至8品者，连同他任此职时所生的法定子女一起获得世袭贵族（Потомственн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称号。凡服行政、宫廷役的官员供职14–9品者获得终身贵族（Личн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称号，贵族的称号只限于本人而不能世代相传。

《官秩表》确立了官职对门第的优势，从整体上改变了贵族的地位，使世袭贵族占据文官和军官职务合法化，也使普通贵族有可能升迁到最高职位，俄国政治制度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在俄国没有绅士，但有少校、大尉、法官和办事员”。一些有名望的贵族家族因无功而破落、消失，俄国贵族经常由来自平民的社会精英来补充，终身贵族不仅获得了“贵族证书”，而且还获得连带农民的领地。“名门贵族在俄国一无所有。即使再高贵的贵族，在俄国如果没有品级则意味着什么都没有” 。北方战争末期俄国军官中有大约14%来自非贵族等级，1861年终身贵族占帝国贵族总数的44%。 18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从其他等级流入贵族的人数分别占贵族增加人数的30%、40%和50%。到19世纪中叶，通过服役获得贵族身份的“官僚贵族”占贵族总数的59%，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则占66%。18世纪20年代、18世纪中叶和1816年，非贵族出身的人分别占军官总数的38%、14%和26%。《官秩表》通过赐予徽章和爵位使官员的贵族地位法律化。可见，彼得一世依据俄国历史上的法律文献，批判地吸收了欧洲君主国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选拔官员的制度。“俄国喜欢官阶制度，因为《官秩表》深刻地体现了为斯拉夫民族所重视的一个原则——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俄国所珍视的思想，是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高级职务”。

《官秩表》为平民知识分子和以前的衙役子弟进入仕宦之路开辟了道路。然而非贵族沿军衔阶梯、尤其是沿着文官阶梯升迁决非易事，只有经过长期服役，才能升为尉官。未在近卫军当过兵的非贵族不能当军官；非贵族出身的文官不得越过低级官衔直接擢升为12品以上文官；只有建立了特殊功勋的小官吏子弟，经参政院审核并赐予12品文官以上官职者，才可升为高级官职。

《官秩表》缺乏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世袭爵位的贵族和僧侣、等级会议。欧洲国家的官员，凭借出身、财富或天赋获得贵族地位。而在俄国“个人的地位不取决于出身、财富，甚至是天赋，而是取决于最高政权赐予他们的官阶，没有这个官阶，谁也不能完全享有出身名门、巨额财富和出众天赋所带给他们的种种好处。”如果西方国家的法律条例首先满足了宫廷的需要，那么，通过《官秩表》，彼得一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最终并不是解放人，而是由国家重新控制它”。

宫廷政变时期是俄国贵族势力膨胀的时期，彼得一世时期晋升官职所依据的法律原则实际上被破坏了。叶卡特琳娜一世和安娜女王大力提拔波罗的海贵族，大幅度削减中低级官职；大幅度增加和提高宫廷官员的编制和品级，通过秘密选举方式按照长幼次序原则补充校官、尉官的空缺；恢复军队中的军官选举制度，避开参政院，军队中高级职位的赏赐由女王裁夺。安娜·利奥波里朵芙娜时期，获得4品文官的11个官员就有2人跨越了2个品级，获得5品文官的14个官员就有3人跨越了3个品级，30个参议员中有14位来自普通官员。 这样，官员的晋升回避了《官秩表》的初衷，职务(Должности)开始制约着官衔，它成为确定一个人所有外部特征的标志，由此引发了官员的荣誉问题，官员在受到污辱时开始抱怨的不是具体的个人、等级，而是官衔。除服役为官外，官员可以利用君主的赏赐获得贵族称号。可见，政府以官职高低的门第制来取代血缘关系的门第制，门第制的秩序并未完全打破，依旧按照出身选拔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