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等级制度 “出身论”致使国家官僚机构无法有效运转，为此18世纪俄国对选(5)

但是，贵族人数的增长导致了贵族继承制度的分散化，贵族变得越来越穷。平民、贫穷贵族、省级参议员的后代、陆军和骑兵的尉官开始与古代留里克家族后代、富有贵族、王公和莫斯科沙皇的杜马成员融为一体，他们在权利和财产方面没有任何区别。但贵族原有的纯正血统被农民、市民和教士的血统所冲淡，纯粹贵族血统的人数在减少。据统计，18世纪末期，基辅罗斯时期留里克家族出身的贵族只有39个，格季明家族出身的贵族也只有39个，这些家族大部分很贫穷，他们家族的土地财产已经转移到新的特权贵族手中。俄国如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贵族约占居民的1%，致使“贵族不贵”。而英国贵族在1714年仅有213人，以社会精英为特征的贵族体制保证了英国改革的循序渐进，国家政体的稳定。

其次是贵族占有土地数量增多。俄国大多数官员来自社会不同等级，他们想方设法伪造自己的贵族身份，或者期待着更高一级的官职，为此大力购置地产以便尽快获得贵族称号。“王权国家政治权势的增强，所伴随的不是贵族地主土地所有权经济安全的降低，而是普遍的私人产权相应的扩大”。按照Н·М·舍普科夫对俄国地主财产资格的划分，俄国官员里小地主有1 484人，他们占官员总数的79.4%，拥有33 000个农奴；中地主有320人，他们占官员总数的16.5%，拥有75万个农奴；大地主有88人，他们占官员总数的4.1%，拥有187万个农奴。从整体上，17世纪俄国贵族的土地占有量仅为9%，18世纪俄国贵族的土地占有量达到29%，与17世纪相比贵族的土地上涨了5倍。

尽管贵族利用不同的手段，扩大对土地和农民的占有，但官员的贵族化并没有导致俄国新型地主的出现，贵族成为最大的高利贷盘剥者。18世纪沙皇分配的土地和农民大多都落在宫廷、宠臣、参政员的上层、军官和近卫军手中。但由于不断的扩张，政府拥有的土地数量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并保持上升趋势。部分贵族化官员对专制君主的依赖与下层地主的接近，使他们抛弃国家官职，长期住在自己的领地上，由此延缓了贵族官员向城市市民的转变。

“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贵族只是服役而不想接受任何教育，他们的思想观念致力于：不敢凌驾于王权之上；任何权力、任何法律、任何事物都不能在他们的内心引起最起码的反抗”。

大部分贵族在服役中，在政府的摆布中寻求个人私利，很顺从、耍滑头，但不反抗，君主害怕的不是官员和贵族之间的对立，而是农民的反抗。如果西欧的某些封建主比自己的国王富有而抗衡王权，俄国的贵族却都依附于沙皇。“俄国贵族服役不是为了钱，国家的赏赐足够他们的开销，他们向往的是在首都和近卫军的军事生涯”。在商品经济发展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一子继承法》在俄国贵族中引发的不是积极的激励效应，更多的是负面效应和寄生性。

再次是加深了贵族内部的等级差别。俄国贵族不像英国贵族那样具有独特的政治生命力，很早就丧失了政治自由，由此派生出地方分离主义和内部互相敌对的倾向。在等级荣誉上，血统贵族尽力在官僚贵族面前炫耀自己的门第，官僚贵族为加入血统贵族行列，绞尽脑汁伪造贵族身份证明材料。大贵族宁愿穷困潦倒、游手好闲，也不愿意从事服役以外的其他职业。大贵族鄙视中小贵族的低贱血统，他们认为与中小贵族为伍损害了贵族的等级尊严，他们以退役、出国留学等方式回避与中小贵族的接触。在教育制度上，大贵族鄙视中小贵族和纳税等级，通过贵族学校和家庭教育方式把贵族子弟与平民子弟分开。在思想观念上，部分保守贵族拒绝欧洲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而沉湎于东正教的圣物崇拜。在民族成分上，俄罗斯贵族崇尚波罗的海贵族，而歧视乌克兰贵族等非俄罗斯民族。1767年召开的法典委员会上，贵族代表未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提出质疑，也没有提出俄国贵族等级的政治要求，而是在某个贵族身份的真伪问题上大做文章。“我们有等级界限，但没有等级灵魂”。“俄国的贵族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能够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央独裁政权影响的独立的阶级，虽然他们也经常作这样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