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等级制度 “出身论”致使国家官僚机构无法有效运转，为此18世纪俄国对选(3)

18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进一步完善《官秩表》的任职原则。重新强调晋升官职的基本原则——任职年限、功绩和教育程度，尤其强调个人功绩原则。但取消做官获得贵族称号的方式，社会出身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依据。1722年成立的贵族铨叙局统计现有的贵族人数，审查贵族证明书的真伪，管理贵族服装和服役事务：每年一月对所有国家机关进行登记，奖勤罚懒；政府建立官员的履历表，每半年对所有国家机关官员的服役状况进行总结；责令参政院创办杂志，通报官员任职、退役或转业的所有情况；继续沿用莫斯科罗斯时期编纂的《贵族家谱》，把贵族分为六类；对1764年以来任职连续35年、不准备转业的军官发放退休金。政府的措施提高了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保障了最有能力官员的快速提升。

《1762年自由诏书》颁布以后，贵族官吏，即有贵族头衔及各类官衔的官吏都获得了人身自由，得以从事自由选择的工作，贵族为国家供职的责任和义务变成了特权。1775年的省级行政改革通过补充俄国官员，恢复地方原有机构的编制，尤其是扩大了省县两级文官的编制。《1785年贵族特权敕书》最终确立了贵族特权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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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俄国的选官制度与沙皇专制主义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18世纪的俄国选官制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战争对于俄国官僚体制的影响大于西欧，而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制方式。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宽阔的黑海沿岸走廊地带没有任何屏障的保护，其社会发展进程一再被中亚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所打断。特殊的地缘环境迫使俄国人为保护自己寻找安全的疆界而不断征战、扩张，“这种不断征战成为常态的地缘政治条件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千百年来使东斯拉夫人把高度的自我节制提到首位，勇敢尚武精神成为俄国民族的特性”。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准战争的国家组织，整个官僚组织与军事目的紧密相关。为了追赶西欧发达国家，军事化的国家结构走在作为依托的社会结构的前面。1630–1681年，俄国军队的规模翻了一番，达到20万人。1724年，彼得一世时期俄国陆军和海军的开支占了国家全部税收的75%。18世纪末期俄国陆军人数从33万增到50万，波罗的海的舰队势力也大大增强，俄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的基本行政体系都用于扩大俄国的战争能力。伊凡四世迫使贵族官员承担起莫斯科国家长期的军事义务，明确规定了贵族按土地数量提供骑士的比例。除宗教机构外，只有为国家服役的人才能合法在俄国拥有土地。领地制使俄国不存在类似于西欧的“附庸的附庸或再分封的复杂链条”，彼得一世将这一制度变得更加强制化和普遍化。国家通过剥夺城市的自治权利和奴役农民，通过《官秩表》建立了一种比较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大部分文官的官阶都比军官低1–2品级，所有服军役的1–14品官员都有继承贵族称号的权利，而服行政役的1–8品官员才享有此权利。18世纪的俄国仍是一个服役国家，沙皇是其绝对的统治者。

“所有臣民的活动和义务，无论是显赫的贵族还是最卑贱的农民，都取决于国家实现自己利益和政策的要求。每一个臣民都有具体的职责来维护和光大国家的权力和权威 ”。

彼得一世通过《一子继承法》把这种服役原则推而广之，所有贵族不得不成为沙皇的永久服役者，这样，封建等级原则和官僚等级则有机地融为一体。18世纪贵族的服役不再仅仅面向一个处于复杂的人身依附链条——中世纪西欧封建等级制中的君主，而是面向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俄国的沙皇专制君主制得以确立。

二是俄国的选官制度没有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18世纪波及俄国的价格革命产生的更多是负面效应，经济结构的农业化、对外贸易中俄国扮演着农产品的供应者和工业品的需求者的角色。传统的17世纪全俄统一市场说不符合历史的实际，18世纪末期俄国存在着统一的商品市场，19世纪中期统一的商品市场才缓慢发展成为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20世纪初，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接近形成。18世纪整个俄罗斯帝国境内出现了许多贸易区，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指的市场。在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售官职的腐败现象不仅反映出中世纪君权和契约的观念，也反映出资本主义关系对官僚体制的渗透。而在17世纪俄国，等级会议已经销声匿迹，贵族负有为国家终身服役的法定义务，其服役制度失去了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契约的互惠性原则。18世纪俄国官僚体制没有受到商业成分的诱惑，出售官职的现象从未出现。“军功地主不是封臣，自己无权向沙皇提出要求”，“自上而下的命令取代了自下而上的效忠”。无论沙皇专制政府采取何种形式，从未遭到侵犯；无论王权的要求多么专制，贵族的私有财产和安全以王权作为国内护符。贵族一旦遇到外来入侵或农民成群逃亡的历史性危机，就需要有一种工具，能够重新使自己变成铁板一块。所以，“贵族害怕农民，并没有准备挑起维持农奴制的全副担子：他们要国家做挡箭牌。没有这一挡箭牌，深受传统和国家服役束缚的贵族（既贫困又文化落后）便无法生存。由于这样，他们甘愿接受臣仆的地位，无法享受团体自治”。贵族官员最关心的还是赢得君主的恩宠、论功领赏，到手眼前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