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等级制度 “出身论”致使国家官僚机构无法有效运转，为此18世纪俄国对选(4)

尽管彼得一世和他的继承者曾采取措施鼓励贵族从事工商业，但由于贵族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力，加上从主观上他们也不愿经商办厂；大多数贵族都在为国家服役，公务需要又一再延长服役年限，丧失劳动力成为军官退役的唯一理由和法律凭借。贵族经过长期斗争，迫使政府颁布《1762年自由诏书》，服役成为官员的自由特权。1762–1771年的贵族退役浪潮使俄国退役军官达到5 413人，占军官总数的47.8%，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但退役后的贵族官员依然没有生活保障，流离失所。大部分退役官员回到自己的庄园，从事农业经济，加强对农奴的剥削，“贵族从稳定的地产中，而不是从国家机器里的暂时任职中获得自己的主要财富和权力。贵族头衔一直游离于国家服役机制之外，主要体现的是荣誉而不是职务”。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这样，他们最终不可能对长期投资发生兴趣。

沙皇专制主义的建立初期虽然遇到贵族的不理解和抵制，但由于贵族的社会权力没有像在市场化的西欧那样受到任何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妨碍，经济不独立、社会心理矛盾的贵族在短暂的困惑和反抗之后，最终屈服于专制政府的统治。因为“主持着新君主国的国王决不会僭越……自己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界限。……因此，当资本在绝对主义金光熠熠的上层建筑下面积累起来，并且对它们产生越来越大的重力作用时，欧洲近代早期的贵族地主在此时高居于他们的君主国里并且通过君主国维持着自己的历史优势”。政府可以用强制手段改变和调整贵族的人员结构，但贵族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始终不变，贵族很快融入沙皇专制主义。

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政体意味着知识治国，这也正是其合理的特殊性所在”。

与理想官员相比，18世纪的俄国贵族官员有五点区别：一是未接受过专门教育；二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三是官官相护在整个18世纪贵族官员间的工作关系中仍起着主导作用；四是不能始终坚持按原则办事、不徇私情；五是执行公务时收受当事人的礼品。俄国专制主义制度的形成是18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官僚体制的贵族化表明沙皇专制主义体制——绝对君主制的确立，

“绝对主义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上的一种君主政权，是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过渡的一种形式。绝对主义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现象，从本质上看仍是基于贵族的政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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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贵族与君主和解的时代，《1785年贵族特权敕书》确认了贵族在各省的行政特权，贵族在帝国的军队里重新扬眉吐气。而服役制度使得国家成为中央集权统治——地主阶级结构上的绝对代表，沙皇专制主义的军队、官僚机构、外交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峰。但“这些表面的进步并不能改变启蒙时代欧洲绝对主义的东欧样板的性质和地位。因为这些君主政体的基础结构，甚至在它们极其辉煌之时依然是古代和倒退的”。18世纪俄国选官制度对俄国社会的影响重大。

首先表现为18世纪贵族人数的增长。1700年俄国有2.2–2.3万贵族，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共是7万人。1737年有5万贵族，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共是15万人，增长了共两倍。根据1782年的第4–5次人口调查，俄国有10.8万贵族，占全国居民总数的0.8%，1795年有36.2万贵族，占全国居民总数的2%。 根据18世纪的《名册》和1754–1756年人口调查统计：1754–1756 年俄国共有5 379名文武官员，军官2 051名，文官3 328名，1764年俄国官员达到16 504名。

18世纪50年代中期俄国所有行政和宫廷机构（军事机构除外）的5 379名官员中，3 190名是平民，2 189名是贵族官员（其中1 160名是世袭贵族，1 029名官员是终身贵族），这样，贵族在18世纪中期的国家机构官员中占21.57%，其他等级成员占78.43%。18世纪50年代俄国军队中共有3 737名军官，贵族占3 116名（占总数83.38%），非贵族占621名（占总数16.62%）。贵族在行政机构中所占比例小，而在军队中比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