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先生与新时期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3)

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认识历史中人的活动：历史中人的活动似乎多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但实质上也包含不少非理性的成分。“这里有感情、心理、灵感、直觉等等因素的作用，甚至还有无意识的行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与理性的活动掺杂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动更具复杂多变，乃至不可理解。”历史中非理性的行为有个体性的，也有群体性的，有时甚至会形成某种巨大的潜在力量。因此，历史研究有必要从心理史学或心态史的角度认识历史，这是剖析人类历史活动特殊的内在动因的重要方面。（二） 揭示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对历史认识论的集中探讨在西方主要兴起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思潮中。从狄尔泰、文德尔班到雷蒙·阿隆、曼德尔鲍姆，从克罗齐、柯林武德到波普尔、亨佩尔、德雷、沃尔什，他们的思想从历史本体移开，转而汇聚于历史学的命题——历史知识如何可能、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的语言和逻辑意义、历史学的方法等。他们从哲学的高度细密地分析了历史认识的过程、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历史学建立的基础、历史真理的相对性等等，展示出如果不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做出相当的反思而奢谈历史的本质是一种无知的妄想。到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的出现使得分析的历史哲学随之衰落，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认识论的，但在笔者看来，历史认识论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仍然在批判中得到更为广泛的思考。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中，也大量包含着从语言哲学、从知识与权力的理论、从审美与价值视角进一步深化对历史认识的限度、历史解释的性质、史学类型与史学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叙事与历史表现理论。

叶先生的《哲学要义》，是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的“哲学导论”课基础上完成的专著，它以论带史，以史显论，将西方哲学的千年历程和先生半个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丰富经验，融合在对哲学理论的论述中，娓娓道来，极富哲学的内在张力。中国传统"诗学"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与底蕴.自古代先秦时期的《尚书》、《周易》、"诸子百家"、"老庄哲学"、《乐书》、《乐论》、《乐记》、《诗大序》等,以及魏晋时期的《典论》、《文心雕龙》、《文赋》、《诗品》等,唐宋时期的《诗式》、《诗说》、《诗话》、《二十四诗品》、《瀛奎律髓》等,明清时期的《诗薮》、《曲律》、《原诗》等,一直到近现代的《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当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诗学批评史》、《中国诗学思想史》、《中国词学批评史》等传统诗学理论,以其丰富性、复杂性、独特性不断证实中国传统文学及理论的博大精深.在中国传统诗学基础上建立的"剧学",因有机地综合进大量赋学、词学、曲学的有关文学理论,故显得更有民族文化性、民间文学性与文艺实用性.自唐宋时期的《乐府杂录》、《碧鸡漫志》等,元明清时期的《录鬼簿》、《青楼集》、《南词叙录》、《曲论》、《曲藻》、《曲品》、《顾曲杂言》、《闲情偶寄》、《梨园原》、《艺概》等,以及近现代诸多古典文学戏曲理论家对古代文论、诗学、剧学理论的发掘、整理、研究而逐渐清晰而系统.尤其是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与吴梅的《顾曲麈谈》、《曲学通论》等理论著述,使之"剧学"日渐成熟并初步创建为一门独立的文学理论学科.。 政 治理 论素 质是 思想 政治 工作 者一定要 具 备的思 想政 治观 点 、 正 基础 知识 主要是指 哲学、 经济理论 、 政 治理论 、 党 的建设和 历史等 确 的政治方 向和立场 、 扎 实的马克思 主义 基本理论 水平和认识能 力。

这样的主体，必需是客观存在的真正的主体，这个主体内部的一对矛盾对立统一体产生了推动这个主体运动，而这个运动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在历史观问题上，“碎片化”将本为内在有机统一的历史理解为某些“细微”历史个案或尘埃的分布、组合与拼凑，以至于认识和研究历史，可以撇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割裂一定的历史联系，可以脱离或转移历史的主体，甚至颠倒、抹杀历史中的社会矛盾关系，也可以不通过占有翔实资料，而从个别的、不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对相应历史的一般性认识。在电视历史剧中，《努尔哈赤》、《唐明皇》这样的再现文本，《大明宫词》、《天下粮仓》这样的表现文本，它们虽然以客观历史社会为艺术参照对象，虽然对“历史真实”的忠实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没有放弃对外在客观真实性和主观内在真实性的追求，所以都可以称之为“电视历史剧”。

来自历史认识主体方面的复杂性：其一，历史认识主体是从其自身现实的目的和需要出发对客观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认识，其认识的基点和出发点都是对现实的认识，因此主体的认识既不可能穷尽历史的全部，并且其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也不是单纯地映像，而是一种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其二，历史认识主体是认识中的主导性力量，他是站在今天的高度，运用今天的认识水平、能力和方法等去认识历史的，这使得主体既容易获得比前人更高明的认识，但也同样容易落入将历史现代化的陷阱，因此历史认识始终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难题。

来自历史认识客体Ⅱ（史料）方面的复杂性：其一，史料本身的残缺与不完全使它不能全面而完整地反映历史，对史料的认识也并非一次性可以完成的，其中还存在着双重主体（史料作者与历史认识者）的特点；其二，在实际研究中存在着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不同类型的史料，它们在历史认识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特点、价值与局限性，主体面临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开掘、辨别和以不同手段综合利用它们的问题；其三，对文献史料的考证包括外形和内容两大方面，具体方法有本证（内证）、外证（他证）、参证、旁证、反证、默证、理证、孤证、类证、丐证、证伪等，主体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在考证中将它们混合使用；其四，有一类容易被主体忽略掉的史料，即“现实中的历史的东西”（具体又包括原生或次生形态、变化的形态、内蕴的形态三小类），它是主体可以直接感知的历史，是存在于现实中的活的历史，它反映了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的状态，主体对它的认识方式是与一般顺流而下（由古及今）的方式不同的逆流而上（由今及古）的历史认识方式。

关于历史认识的过程（规律）问题：其一，如果从历史认识的形式或层次来看，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活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历史的认知认识和价值认识（即历史评价，内容上又涵盖了客观评价、道德评价、利益评价），因而历史认识中始终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纠葛；其二，如果从历史研究的具体操作过程看，按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逻辑次序，历史认识活动应包括十个方面——9个“W”（When, Where, Who, Work, How, What, Why, Worth, Want）＋1个“E”(Effect)；其三，如果从历史认识的整体和全程来看，它可以归结为从历史事实的认识出发→历史经验的认识→历史规律的认识→规律化历史的深刻再现。

总之，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新解释的出现、新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运用，我们的历史认识会得到不断的刷新和进展。但是另一方面，历史认识在本质上只能是一个不断摹写的过程，“主观的历史不能与客观的历史绝对符合，正像摹本不能与真本绝对符合一样”，主观不可能真正地“克隆”客观，“只能是一个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摹本’”。（三） 提出历史价值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宁可先生一方面结合自己对农民战争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实践，同时洞察到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倾向；另一方面又从中西方价值哲学的理论思考中获得启发，初步研讨了历史价值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

从建国后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评价的具体研究来看，在中古史领域出现过对亡国之君、暴君、好皇帝与清官、剥削阶级、农民战争、民族英雄、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经济价值等问题的集中讨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出现了有关如何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人民群众的反侵略与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历史作用等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在外国史研究中，也有关于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活动的历史评价讨论。从这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反映出历史价值的多方面性、历史评价标准的多重性、价值尺度与评价范畴之间的矛盾性、长时与短时效应之间的差异性、历史与现实价值之间的关联性、历史活动主体的利益多元性、评价主体的观念意识影响等一系列需要进行理论反思的方面。

以价值哲学理论来分析上述历史评价实践研究的问题，可以发现历史价值论范畴所应包含的基本概念是历史价值与历史评价。所谓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其本身即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产物，而非一种实体性的东西；价值有多种多样，历史价值则是从时间的角度对过去人类活动所呈现出的价值加以衡量。因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和流变性，它既包融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相互隔膜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于主体需要、客观条件和客体属性的变化而不断使价值关系发生着量变或质变。那么，历史评价即是对历史价值的一种认识，是认识或评价主体对价值客体是否满足其需要的一种主观性判断。历史评价因采取的角度、规范、层次、方法、形式不同而有多种类型的区别，其所运用的历史评价标准也具有从主体利益到客观现实、从理性到非理性、从人类总体到民族国家、从社会整体到个体等参差不同的等级。而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于历史价值和主体需要各自所属的流变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内部的矛盾性与局限性。

宁可先生提出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本体论而言，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偶然性中的必然性，更加深切地了解历史中的各种选择性和做出历史预见的可能及限度。从认识论而言，可以更加明晰历史认识的规律、层次与形式，确切了解价值认识与认知认识的不同对象、功能、目的和方式，从整体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从方法论而言，历史评价中存在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科学性与合理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稳定性与流变性、理性与非理性、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局限性与超越性等多方面的矛盾，都需要具体落实到处理和操作层面上所应遵循的评价原则、方法及技术程序。

（四）有关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论辩

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9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就出现过所谓“科学”与“艺术”之争，而后既有二元折衷论，到20世纪又有社会科学论与人文学科论等观点。当代西方史学界就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并且明显贯注在其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据当代英国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和阿伦·穆斯洛在《历史学性质读本》中的归纳，大体上可分为重构、建构、解构三派。其中重构派的特征是秉持经验主义传统，以史家技艺和学科规范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建构派则批判性地发展了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史学，追求事实与规律有机结合的历史真理，集中反映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势；解构派是当代西方一系列“后主义”的产物，力求通过颠覆现代西方史学的基本体系和原则，突显出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尤其指出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等。这三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在历史研究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宁可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显得不十分充分，但却代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观点。首先，他强调“历史学能成为科学的前提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不可更改的历史”。这里，作者反驳了那种否认历史存在的客观性或认为历史是可以由主观改变的观点，也反驳了不可知论的观点。其次，宁可先生对国内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历史学两重性论”做出了回应。所谓两重性是指历史学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史料的认知或认定，这种认识是客观不变的，具有科学性，属纯科学的范畴；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与诠释，包含理性思维与体验能力所综合而成的历史理性，尤其需要史家将对人文价值的理解、对人性的探微贯穿于其间。这种认识本质上是主体思想的产物，是思维构造的过程，并受到史家自身思想的制约，但它却是历史学的生命所系，具有人文性，属人文学科。因此，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宁可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很值得讨论，特别指出：“历史确乎需要理解和诠释。科学并非只是事实的记录，也需要对事实的理解和诠释。理解和诠释并非只是‘第二层次’的事。认识史料决不只是对史料的搜集记录和排列，同时也需要理解和诠释。”换言之，历史学的性质不是两重而是一个，事实记录与理解诠释相互兼容，不能依据历史认识是否包含主观的理解和诠释就人为地将其拦腰斩断、分割成两个非同质性的部分。“问题在于，史学家的理解和诠释应当朝着符合那个客观的历史的方向努力。” 最后，他还强调说：“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求真，他的思想或理论应当是从历史认识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用以更好地理解和诠释那个真实历史。而且要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验证，而不是把历史当成自己某种思想的注脚、例子，按自己思想模板去裁剪的衣料，甚或是增加自己思想味道的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