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通史有哪些 断裂与超越：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吗？(5)

新资料、新理论和文化比较的研究成果迫使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传统史观和概念。只有保持一种开放的史观，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史，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而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时为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冲突的大潮流中进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考。

“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形成原因探析

有人说，对于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西方学者来说，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兴趣和困惑莫过于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像其他古代文明中断了？在地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差异如此巨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真的是一致的吗？他们是如何维系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呢？欧洲有如此多的国家，而中国这么大，却只有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认同，为什么有这种差异？这些问题不仅是作为“他者”的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论，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既有相似性、传承性的一面，更有变化、多源与多元的一面，但我们为什么会留下“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这样的印象并特别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呢？

第一，祖先崇拜思维与共同祖先认同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尊古观念。

在祖先崇拜和尊古观念影响下，特别强调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彼此之间血脉既然相承，文化上自然更是传承有序。在这种血缘关系叙述的构建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群都被不断地纳入炎黄始祖的华夏血缘大家庭中，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大家一致认同的对象，由此，古今文化一体感、延续性也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第二，修史、修谱传统强化了古今文化一脉相承之感。

文化传统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而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重新定义“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两者相互作用。

中国悠久的以正统史观和“大一统观念”为指导的修史传统使得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等观念深入人心。但中国考古学的成就改变了这种受上层文化操控的文献史学对历史的垄断陈述，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更真实的一面，即文化的延续性、统一性只是上层文化的某种表面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文化起源的多源性、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发展的变化性才是实质性的特征，正如西汉与东汉虽都是刘姓王朝，在文献中一直被视为一脉相承，但如果没有文献记载，两者之间只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如器物、墓葬、建筑风格等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看，甚至可以说彼此基本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

第三，悠久而独特的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同一的规范的汉语言文字书写体系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大传统。数千年来，汉字的一脉相承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延续性和一致性的印象，虽然汉语言文字的词汇、结构不断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处于变化之中，但是“过去，汉字的使用使分散在亚洲各地的人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古文字学家许进雄说：“数千年来，汉字虽然已由图画般的象形文字演变成非常抽象的结构，但是稍加训练，就可以通读千年前的文献。同样的，不同地区的方言虽不能交谈，但却可以书写和通读一种共通的文字。中国的疆域那么广大，地域又常隔绝，其包含的种族也很复杂，而犹能融合成一体。此特殊的语文特性应是重要的因素。”

第四，“旧瓶装新酒”式思想文化创新方式的影响。

在专制皇权支持下的儒家独尊地位，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旧瓶装新酒”式思想创新方式的诠释造成中国文化，尤其是主导性的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种古今延续一致的印象。

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中，新的思想往往要以旧的名义出现，以防“标新立异”之讥；而在当代，往往是冷饭旧论也要标榜创新，唯恐“缺乏创新”之论。在专制社会和儒家独尊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创新一般都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通过对经典的重新选择、解读、解释与评价，赋予新的意义，建构新的文本。有人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模式之一就是通过对经典的不断重新选择、阐释，以融入新的、时代性的思想与观念，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今古文经传统是既相对又互补的两种手段与方法。所谓“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感觉也由此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