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通史有哪些 断裂与超越：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吗？(4)

中国文化是多源与多元的

如果我们说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文化”存在的话，那这个“中国文化”不仅是变化的，还是多源与多元的。

另一方面，进入三代时期以后，虽然形成了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大文化传统认同，但各地仍然保存了自己的小文化传统，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共存互动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特色。理解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我们仍然不能预设只有一个单纯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同时期都存在过多个更小区域的文化传统。从大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朝代政权的更替应该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文化大传统的过程。

正如赵辉总结三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时所说：“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到质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据。”

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不断上演，由此，中国文化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海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延续的、一成不变的、囊括全国范围的所谓文化传统！

刘师培、傅斯年、劳思光等也都指出先秦诸子具有不同的地域性传统。傅斯年认为，鲁国盛行秉承周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于是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阴阳家则是齐国以及燕国的文化传统的产物，齐人喜作荒诞不经之论，燕人热衷方士之术，“邹子出于齐，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燕齐风气，邹子一身或者是一个表象”，同时齐国的上述文化传统孕育了“骨子里只是阴阳五行，又合着一些放言侈论”的“齐儒学”，而有别于鲁国“儒者的正统”。

刘师培指出，墨家以宋国为重镇，是因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愚”，并且宋地重厚好蓄藏，“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而中之”，节用薄葬之说由此起。他还说：“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刁悍少虑，故法家者流，起源于此。”关于道家的地域性传统，劳思光认为：“南方哲学思想之代表，即为老子及庄子之学说。”所谓“南方之文化传统，则混合殷人及祝融氏族之文化而成，实是中原之旧文化”，“老子固楚人，庄子宋人，而宋正殷后也”；另外，“南方吴越一带之巫术亦留下某种神秘观念。皆对战国秦汉之思想大有影响”。

谭其骧说：“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此外，谭其骧还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地区性问题。

这些中国文化多源与多元的观点以及中国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延续性与变化性、维持传承与保持活力、上层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之，我们认为在中国古史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观念：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抑或一元的？古代中原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是平等的，互为影响的，抑或一枝独秀？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单向传播、同化，抑或双向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是古今名实一致的，抑或“中国文化”只是一个概念和认同，其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扩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