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中英文演讲稿 在世界与我之间的读后感10篇(2)

多丽丝·莱辛处女作《野草在歌唱》是从一位普通的白人女性玛丽的立场来展开叙述的。玛丽没有什么“独特的恶”，可即使在南部非洲这片蛮荒之地，种族观念也如同自然景观一般存在着。玛丽瞧不起黑人，而白人的世界同样乏善可陈，当她日渐感到与环境格格不入时，黑人雇工摩西的到来，给她的生活带来冲击，他是唯一一位深深理解玛丽恐惧的人，同时关怀着她的日常起居。摩西的存在让玛丽既厌恶又深深着迷。她的矛盾是因为，眼前的黑人拥有着不容被轻视的情感与尊严，要求着她平等的对待。然而，主仆之间的暧昧抵不过玛丽深植于心的种族偏见。最终，摩西在一个雨夜报复性地杀死了玛丽，他并没有选择潜逃，而是静静等待法律裁决，这也证明了他身而为人的尊严。与此形成反衬的是白人警官查理。他为了维护白人的优越感，微妙地回避了玛丽的死因真相，他弯下身瞪眼看着玛丽的尸体，带着警告的意味，神情充满憎恶恐惧。这个小小的细节，将白人文化的伪善与虚弱一览无余，莱辛借旁观者之口写道：“白人文化决不允许一个白种人——尤其是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黑人发生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好是坏。‘白种文化’一旦允许建立这种关系，它本身就要崩溃了，无法挽救。”

《世界与我之间》所要表达的，远不止种族问题，也超越了肤色的二元对立。同时又将矛头触及最根本的隐痛——黑人随时可能遭受掠夺的身体。那些毁灭身体的人并没有独特的恶。造成一系列伤害与恐惧事件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过是在制度机体上面活动的有机细胞。“这些毁灭者仅仅是在执行国家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尤其是，当这个枷锁紧缚住身体的时候，一着不慎，全部化为乌有。少年时代，为了在巴尔的摩街区生存下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科茨不得不学会一种安全的街头语言，大脑的三分之一在考虑着上学与谁同行，同行人的数量，走路的姿势，微笑点头的次数和对象，谁友好地给了一拳而谁没有；长大成人，依然需要扭曲身体用以塞进城市的建筑，扭曲身体以获得同事的重视，扭曲身体以避免给警察上前的借口。“我一生都在听人们告诉黑人男孩女孩要加倍优秀，也就是说要接受事倍功半的结果。”生命的大半部分时间被恐惧剥夺，这些时间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并没有谁对这种损失负责。

世代传承的枷锁难以摆脱，然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满足什么人的目的而存在？在历史和社会制度深处，罪魁祸首便是美国梦。美国梦在异域人的眼光里是正面光辉的梦想，是无所不能的英雄主义。美国梦总在标榜自由和正义，却建立在对黑人身体的掠夺之上。科茨清醒地意识到：“从这个国家成立之初起，对黑人生命的掠夺就流进了它的血液，在整个历史中又得到加强，于是，掠夺成了国宝、智慧、感知和默认设定——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不可避免要回到的状态。”科茨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生活在谎言之中，他要让儿子认清自己是国家“垫在下面的人”，1776年是这样。今天亦复如此。“没有你，就没有他们，没有摧毁你的权利，他们一定会从山上摔下，失去他们的神圣性，从美国梦中跌落。”

不要相信美国梦，不要妄想能够叫醒沉浸在美国梦中的人，而那些为了抵抗美国梦而刻意营造的梦同样需要警惕，因为那也是因恐惧“他们”的标准而创造出来的逃逸之地。必须警惕每个梦想、每个民族，即便是他自己的民族。“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发不适感，教育不是为我提供一个美国梦，而是打破所有梦，打破有关非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安逸神话，将我丢进丑恶的人性中”。

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科茨为儿子取名叫做萨莫里，名字里有抗争的含义。科茨告诉儿子：“抗争是我唯一可以教给你的，因为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我们确定不了街头的走向，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也必须有自己行走的方式；历史不是尽在我们掌握中。抗争不一定可以换来胜利，但它可以确保你的一生荣耀而理智。”科茨的抗争哲学与鲁迅先生的“反抗绝望”不谋而合，每个国度都有弱势群体，都有他们无法逃脱的星系与枷锁，将国家的历史与人性展现在面前，不是为了让我们认同自己的枷锁，而是“在接受了历史的混乱与自己命定的事实之后，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我如何在黑色皮肤的身体里自由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