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彭德怀和邓小平 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5)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极左的“抢救运动”很快被纠正了，同志指示“抢救运动”停下来，转个弯子把“抢救运动”改为“自救运动”。1943年8月15日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9条方针，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做法。10月9日，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政策。这样才把这场运动停下来，最后一审定，全是假的，连张克勤也没有问题。及时地做了善后工作，给被审查受的同志赔礼道歉。同志有一次去党校讲演，我陪他一起去，我亲眼看到，在讲到“抢救运动”时，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被“抢救”的同志表示道歉。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在场的同志非常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延安整风运动，虽然中间有一个审干的抢救运动的插曲，伤害了一些同志，但总的来说，整风运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实上整风运动是中国党党史上一次伟大的学习运动，通过这次整风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识别能力，使广大党员认识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什么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全党对山头主义认识比较清楚了，看到了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有这种思想的人，感到不合法了，没有市场了，见不得人了。从而山头主义得到了很大的纠正和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更是没有市场了。全党明确了要指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必须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八股从此使人见了就讨厌、就，一种新的文风在全党开始形成。当然，这些非主义的东西，要一下子完全去掉也不可能的。苏联有一本小说，叫《前线》，讲的是苏联反战争中，斯大林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故事。小说中一个前线的高级指挥官，名叫哥尔洛夫，他是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被斯大林撤职了；另一个叫客里空，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夸夸其谈不干实事，是一个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和鄙视的知识分子。这本小说，当时配合整风运动当作教材学习，对干部教育意义很大。那时候，每个人一提“哥尔洛夫”，谁都懂得是批评主观主义的代名词，一提“客里空”就知道是指代表讲空话的知识分子。

整风运动的成绩是伟大的，为我党第七次全国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出席党的七大

为了召开七大，局和书记处，很早就决定在大会上由同志作总报告，同志作军事报告，少奇同志作修改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作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书记处还决定，要写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大会之前要起草5个重要文件，那时起草文件不像现在有专门的写作班子，由领导出题目提观点而后由写作班子写出来大家讨论修改。那时是领导同志亲自动手，最多由秘书做些记录和帮助抄一下。同志写《论联合》，同志写《关于修改的报告》，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周恩来同志的《论统一战线》，任弼时同志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自己动手，当然也要找一些资料，查一些文献，也要有秘书帮助。少奇同志修改的报告第一稿就是王发武同志抄写的，任弼时同志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张树德同志帮助记录和抄写的。文件写好后，书记处要开会讨论研究加以修改，而且要经过反复的修改。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讨论，我都参加了，都是我做记录。至于讨论了多少次我记不清楚了，当时也没有统计。每次会议结束后，我都把记录交给王发武同志，他送文书科抄写清楚，那时抄写得比较好而且经常抄写的是裴桐同志。然后王发武同志送毛、刘、周、朱、任5位领导审阅。王发武同志在整风期间是王若飞同志的秘书，王若飞同志是。

后来王发武同志兼任任弼时、、彭德怀3同志的秘书。我们秘书处的秘书是黄德同志。那时，我真是忙得很，住的窑洞和秘书处一些同志的窑洞挨着，旁边就是王首道和纪均同志的窑洞，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开会，有时通宵达旦，有时休息不好，我的大儿子羔羔刚刚两岁多，晚上他有时哭闹。所以中午我经常到单身汉小密的窑洞里临时搭个铺休息一会儿。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4月七大开幕的半年时间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十分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