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彭德怀和邓小平 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2)

整风的目的是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作准备。我党的第六次全国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到1942年已经有14年的时间没召开党的了。这10多年中，我党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历程，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红军遭到极大的损失，全党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决定利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空隙，即日本侵略者没有力量进攻我们，我们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反击日寇，双方相持，保持现有的阵地，把前方各地的干部集中到延安党校学习，进行整风。整风就是通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历史的经验，以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

在组织上，首先是整顿党校。同志亲自担任了党校校长，并把党校分为4个部。即“党校第一部”，学员是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党校第二部”，学员是地师级，以及团级领导干部；“党校第三部”是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干部；“党校第四部”的学员，是文化较低的干部。他们在党校，首先参加了整风运动。“实事求是”就是在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党校校训“实事求是”4个大字，就是同志的亲笔题词。为了搞好整风学习，从到基层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是总学委，同志总负责。办公厅秘书处学委成员有王首道、我、李华生、李金德、曾三等，王首道同志总负责。

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整风文件，提高干部思想认识。规定学习22个文件，高级干部专门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研究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验。5月2日—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即以学习《讲话》为中心，进行人生观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思想水平；第二阶段，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对各种错误思想和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第三阶段，审查干部。这次整风运动很，没有抓辫子、打棍子的现象，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

整顿党风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特别是山头主义，现在叫“派性”，当然“派性”不是革命的，像“”时期的资产阶级派性。而那时山头主义还是革命的，是不自觉形成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各根据地被敌人封锁切割，互不联系，这样很容易形成山头。敌人占据着大城市，当然我们只有占据山头打游击战。山头有井冈山、太行山、大别山、五台山、五夷山等等。“山大王”占据着山头，有的山头别人插不进去，考虑问题，处理事情非常缺乏全局观点，只从本山头的利益出发，这就是山头主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当时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山头主义，这个地方的干部调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就不行。新四军就是由湘鄂赣、闽浙赣、海陆丰、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的军队组成的，就是新编第四军。为什么叫“新编”？因为北伐战争时有一个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后来是张发奎为军长，我党派出的叶挺则担任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组成的新四军，叶挺任军长，由于他刚从德国回来，尚未回到党内，属于人物，也比较容易接受。皖南事变后，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同志为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新四军由很多山头组成，如果不反掉宗派主义，这支军队怎么打仗，怎能团结到一起呢？

整顿学风，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当时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王明、博古。教条主义者就是本本主义，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搬马恩列斯的本本、生吞活剥，讲起话来引经据典，但并不理解其精神实质，只是会背诵一些词句概念，开口就是、、、斯大林怎么讲的，我们的党员大多是工农出身，本本知识很少，没有什么理论，很容易做教条主义的俘虏。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听了感到很新鲜，很带劲，而听同志的报告反而不大感兴趣。王明、博古、凯丰等人，根本没接触中国革命的实际，讲起话来，只会引用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空洞无物，实际对马列主义也不真懂，只不过是用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吓唬人。要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反掉教条主义，不把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