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彭德怀和邓小平 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3)

整顿文风，就是反对党八股。八股调是清朝时考秀才的一种作文格式，我们党当时的文风是一种新八股，讲话、写文章都是从国际形势开始，其次是国内形势，一整套的东西，空洞无物。王明的一篇典型文章叫《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不是讲实际斗争，不是有什么写什么，而是生搬硬套，矫揉造作。封建主义统治者用八股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为的是不让人民起来造它的反；教条主义者用这种八股调来僵化人们的思想，脱离实际。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提出“反对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对着周恩来同志的，周恩来同志当时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作了检讨。由于形势的发展，需要周恩来同志工作，就没有深入地“批判”他。当时要做工作呀！不仅是国内，还要在国际上搞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援助，这个工作非这位全才周恩来同志不可，因此经验主义没有深入反下去。

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来提高思想觉悟，热心地帮助有思想错误的同志，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彭德怀和邓小平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坚持了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不论是比较正确地执行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同志，还是犯有错误的同志，都解决了思想问题。错误非常严重的王明，他不承认错误，总是把责任推给“国际”，他说：“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而是国际的指示。”就是对王明这样顽固坚持错误的人，也没有斗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把他的问题严肃地指出来。后来王明要求去苏联治病，照样同意他去了。

整风学习开始强调，号召大家提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立即反驳。可是不久，在某些单位出现了对错误思想开斗争大会。党校也召开了斗争大会。在边区高干会上检查边区过去历史经验教训时开展了“清算错误路线”的斗争。

1942年10月间，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942年12月，运动进入到第三阶段，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审查干部搞极左与反特斗争混在一起。1943年4月3日，作出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审干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动派妄图消灭党、八路军，通过各种渠道往延安派遣特务，搞我们的情报。为了纯洁我们党的队伍，消除异己分子，防止敌人钻进我们内部来搞破坏，为了不让敌人的破坏阴谋得逞，审干完全必要。但是不能乱审查呀，要有事实，不能毫无根据地猜测呀，说什么这里党是假的，那里的组织也是假的，这个地方的党是发展起来的，那个地方的党也是发展起来的，搞什么“红旗政策”，说是这些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等等。在康生极左思想指导下，审干越搞越厉害，搞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最后发展到搞“抢救运动”，就是说你这个人已经是叛徒、是特务了，要把你挽救过来，名义是“抢救”，实际上是捕风捉影，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整得你没办法，只好承认“我是叛徒”、“特务”。这样就成了特务如麻。1943年4月，搞出了所谓“陕南、甘肃、河南、湖北、陇海等特务案”，其中有个河南的党员叫张克勤，被逼得没办法，就编造了一套谎话，说他成立了“红旗党”，如何发展党员，如何打进党内部等等，于是，似乎各地都有“红旗党”，是的红旗政策。不得了啦！张克勤却用这一套过了关，不但不再斗他了，还请他到处去作报告现身说法。骑上高头大马，到处给他吃大米饭、好菜。当时气氛很紧张，搞得特务如麻，草木皆兵，所以乱捕乱杀的现象也产生了。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杨家岭大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掀起了“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那个厉害劲难以形容，整得你晕头转向，没办法，只好“算了，去他的。”承认是“特务”，是“叛徒”。记得在杨家岭礼堂“抢救”一名年轻的女同志，她叫小余，是蔡畅大姐领导的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河南人，还不到20岁，说她也参加了“红旗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她死也不承认。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谩骂的。主持会的人说：“你不说，我们有证据，不坦白加倍治罪。”小余说：“有证据拿出来吧！”吴玉章同志当时正在病中，听说了这件事，他拄着一根棍子来到会场，他完全出于好心，哭着说：“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小余很是感动，没办法就说：“好，我承认，我是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好了，这一下算是解脱了，从宽处理。抢救方式很多，有劝说、控诉、个别谈话、大会小会批判等，结果很多人被迫“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在杨家岭，“青委”有一青年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叫什么忘记了，他也是从敌占区到延安来的，看到到处搞逼供信，他害怕，就自杀了。有的也被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