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彭德怀和邓小平 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4)

在“抢救运动”中，我们秘书处总算是健康的，没有发生大问题，王首道同志是比较稳的，他主张不实的东西不要轻易下结论。但个别同志也受到了怀疑，如当时秘书处的密家凡同志，他是湖北地下党送来的七大代表，由于七大一时开不成会，就调他到秘书处来暂时工作。这个同志思想活跃。在大搞逼供信的情况下，有人咬他，说他是“特务”。于是他成了“失足者”，在秘书处的学习会上，大家“抢救”他，给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他回答，有些问题提得很离奇，甚至是推理推出来的，如说，“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叛变当了特务。”小密很年轻，他就反驳。我觉得他驳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会上几天没发言。后来，在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了，关在“西北公学”，就是康生的社会部的一个学校里，第二天早晨小密不见了，才知道被抓走了。我是长期做组织工作的，比较清楚组织工作的特点和方法。我对那样搞有些想法，认为不对头，但不敢说。

另外，还“抢救”过柯庆施，他是部副部长，部长是王明。柯庆施同志很早就在苏联，传说他是我们党唯一见到过的人。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大礼堂的石头墙上写了“柯庆施是特务”几个字，在一次大会上，被发现了，康生等人也不调查研究，就立即抢救起来了。闹得柯庆施不知所措，他的爱人得知柯被抢救，就投井自杀了。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每口井都加了木盖加上锁，这才知道这事。后来幸亏发现是错误的，很快纠正了。

后来大家慢慢地对这个抢救运动怀疑起来了，看到这样搞不对头。我们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我也是委员，都发现这样搞不对头。怎么收场呢？转个弯子，把抢救运动改为“自救运动”，就是说自己有问题自己交待，这实际上就是“抢救运动”收场了。同志最后总结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两条方针的经验。这两条方针对整个解放区是重要的，当时各根据地也搞整风运动、审干运动，要是没有这两条方针，把根据地搞乱，问题就更大了。从党的历史看，在苏区也有类似“抢救运动”，造成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同志。

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也搞了一个肃反运动，是高岗他们搞的，也是“左”得很，把刘志丹同志抓起来了，幸亏长征胜利，红军到了陕北，同志知道了，才派周恩来同志把刘志丹同志放出来，再晚一点刘志丹同志就会被杀害的。周恩来同志跟我说过，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明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致于牺牲。“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是陕北民歌唱的歌词。陕北是很重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长征的落脚点，红军到陕北时只剩下3万人，如果没有这个落脚点，这3万人能否保住还是个问题，那就无家可归了。陕北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所以陕北被称为“革命圣地”。同志用“落脚点，出发点”，来概括陕北根据地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确的。

审干、“抢救运动”，这些“左”的东西不仅在延安，早在江西苏区也搞了，叫“AB团”；洪湖地区、鄂豫皖也搞了，叫揪“改组派”。江西苏区我没身临其境，但很多同志跟我讲过，一个支部开会，都到齐了，突然保卫局把会场围住，将人抓去审问，非法用刑，杀害了不少革命同志。

那时也搞株连。一个人总要有些社会关系，家属、亲友、同乡、同学等，一个受审查，株连一片。真是“左”得很，很多同志参加革命，没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我们中国革命的代价大啊，非常之大，大得不可估量！我们党内这种互相残杀的教训非常沉痛。所以说，我们党的历史上，除陈独秀的右倾、王明的先“左”倾后右倾以外，大多数犯错误是“左”倾，至今“左”的残余也还没肃清，运动一来谁敢说话呢？说了就是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