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向_史学理论与史学史_明清史学史(3)

中国学术史的记忆，大抵自刘向、刘歆父子撰《别录》、《七略》记载图书并分类，《汉书·艺文志》简述诸子百家，迄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到20 世纪梁启超、钱穆分别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直到当代学者写《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其中学术生存发展的时代背景，学术潮流，入史学者的学术创建，所涉人物的家世、师承、心路、经历、为学缘起、讲学著述以及官学、私学书院，学人萃聚，学派洐生，乃至师生问答、回忆记述等，无不依据文献资料。相对于汉唐时期简单的学派分类、学术内容概要介绍，从明清以学者为中心到近现代以思潮发展、学术进步为中心，围绕著述成果，尽可能扩大相关资料范围，应当能够将学术发展的历史描述下来。

今天的情况则不同了。以钱穆、梁启超为例。钱穆的学术史所涉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经学学术，讨论的内容无非明末、清初以迄晚清儒林学者如何梳解、释发先秦至宋代儒者的仁、礼、义、利、理、气、心性之类的道德伦理。梁启超的学术史虽然以传统的“反动”即学术革命立意，以思潮、学人、学科、成就等经纬，观照历史进步大势和西学分类，但所涉“近三百年”是尚未进入现代的中国学术，其经学、小学、音韵、古籍、史学、方志、地理、谱牒、历算、乐曲之类多非现当代学术内容。明清至民国，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迁，晚清迄今的学术与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相关，学者的研究思考、时代给予学术的影响固然仍是考察的对象，但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传统经学让位于现代科学，学术分科复杂化，学术机构组织化，学者个体研究之外，学科式、学院式、集团式研究成为主导，师承学派关系愈益复杂。学术成果以印刷图书杂志代替讲学、问学、刻版，周期缩短，批量剧增，研讨交流面陡然扩大。以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基本渠道，学术成果体现学术进步，从中反映出极其复杂的主客关联与群体效应。注重问题意识使学术与遽变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导致了研究主题多出而频繁变化，古今中外文化进一步融会交流的语境和学者自由研究意识的觉醒，导致了价值取向复杂化、研究方法多样化，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与对研究主体理性和语言科学性的质疑，导致了学术本身出现诸多问题……这就使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研究需要拥有更宽阔的眼界、更强的驾驭能力，从更多层面和视角讨论问题，处理更为复杂的关系。

中国当代学术史即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的学术史，有其自身建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规律。其中，既有承袭古代经历近代民国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也有主义的世界观、方渊源及其不同时期的理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现代学术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从闭关锁国到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曲折经历，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大起大落复杂变动、经济社会转型对学术和学者心灵造成的影响。就其内容而言，仅人文社会科学即有文、史、哲、政、经、法诸大门类，若以二级学科划分，有数十个专题领域。运用传统的依据文献为主的方式进行研究并非不可，问题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口述史的成果和口述证史与文献证史的分野［4］，人们已经意识到口述对文献的重要补充作用，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研究便有了一个新的方法选择。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媒体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闻采访得到广泛应用。此外，社会学的田野考察、学领域如阿尔蒙德以多个国家和地区调研问卷访谈为依据研究比较文化的成果［5］，以及近些年被普遍接受并流行的注重“深度访谈”获取资料途径的“质性研究法”［6］等，与口述史的勃兴相呼应，口述方法已为多门学科借鉴和采用。就学术史而言，以学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门负责人为主体的口述，可以提供党和国家不同时期制定、实施方针政策的情况及其对知识分子思想、生活、心态和研究活动，以及在学术层面所产生的影响; 以研究机关、学校院系和学会、学社群体负责人或知情人为主体的口述，可以了解相关研究机构的形成和发展变迁及其与学术发展的关系; 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口述，可以提供关于学术潮流发展、学风变化、研究课题转换、科研体制变革、成果评估、学术规范、学术交流等情况; 以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的口述，可以从就近感受不同学者的成就、思想、人格风范、教育、传承等方面情况，了解学人、教育与学术的关系。通过口述，可以在文献之外了解许多史实细节，使学术史的构建和讲述更为真实可信，细致入微。这是传统的以文献证史的学术史研究所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