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开头分析 平民主义的鲁迅(4)

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是奴隶；在辛亥革命之后，人们是前奴隶的奴隶。辛亥革命并没有从社会地位和习惯心理上把阿Q、闰土、祥林嫂们解放出来，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之流继续前行。

绝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都无法设想，他们一直梦想着要将其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会成为变革中国的主体。“这样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的成因》）

1936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农民和土地”，多么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顽强，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期形成平民社会，到汉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完成了统一事业。“六国以来实力逐渐归于民间的结果，至此（汉代）已是表现无遗”（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理论的支柱之一是“唐宋变革说”：政治方面，由贵族政治的衰微过渡到君主独裁政治。君主具有超越统治阶级之上的地位。另一重要现象为随着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有一定的提高，平民获得一定的社会自由，通过胥吏阶级，参与一定的地方政事。鲁迅狂人日记开头分析此因素在中国内部的积累，到清末终于决定中国历史必然走向共和制的前途（《中国史通论》）。

从而近现代中国走向了一条自我拯救和解放的革命道路，这也是中国选择的不同于同为文明古国的种姓社会的印度的发展道路；是面对相同外部挑战的不同内部反应。

“中国近代思想上的一个特色：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激进化的历程，主要起源于社会无法提供一个值得大多数人认可的现状”（《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认为：五四、文革都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一直认为：近现代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这些社会运动是一个由上向下逐渐走向社会下层的平民化趋势，“文革”是这个进程的顶峰。

中华民族在自我拯救和解放、走向自我、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洗涤去自身上的污垢，需要革故鼎新。无论是鲁迅还是从年龄、经历上都是鲁迅之后一代知识分子而最终成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泽东都是积极倡导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

鲁迅深知中国“专制永长，昭苏非易”（《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真也无怪有慈悲心肠的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病后杂谈》）。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或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有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和。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随感录4》）。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本来是不拖辫子的，还因为不愿意拖辫子而血流成河；可辫子栽了二百余年，却把没辫子的视为反叛。“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