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开头分析 平民主义的鲁迅(2)

鲁迅的视角、身份逐渐由俯视一切、天降神兵似的贵族救世者变成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的平民，“人”也就逐渐演变为“人民”。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浪漫主义转变成为了现实主义。

“五四”中心思想所构成的国家→文化→社会的复杂流变过程恰恰印证了“五四”主题的多面意义与丰富的历史意蕴。这种中心主题的更替节奏，并非是毫无背景支撑与负载的纯粹精神流变，而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不断寻找新的身份认同的结果。“救亡”局势的峻烈急促抑制了个人意识的伸张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无助于解释“五四”知识人精神世界是如何从内部发生转变的（《“五四”九十年祭》杨念群）。

“抉心自食”，始终是鲁迅作品的灵魂。“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在鲁迅之前与鲁迅同时，从来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近现代西方个性主义启蒙和觉醒以后，对于新旧时代交替的文化环境中的自我有着深刻而执着的反省和审视意识。惟有对于自我的真诚批判和否定，才最足以揭露中国传统国民性中的瞒和骗及其怯弱与巧滑，也才最足以显示鲁迅不能不是中国人中最伟大的一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

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是奴隶；在辛亥革命之后，人们是前奴隶的奴隶。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摆的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上海文艺之一瞥）。”

（阿Q）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旋转了。四年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远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几乎囊括了他在普通中国人身上观察得到的所有正反两面的印象，阿Q更是一个思想的典型，分明是作者把几乎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都植入了他的头脑。

鲁迅对阿Q的态度不是现在人们通常解释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是“作家绝对高于人物，这种不平等的叙述方式对应着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和农民在精神上的不平等”（《鲁迅六讲》郜元宝）。这恰恰是没有认识到鲁迅的思想和心理的变化历程。“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着的人物。社会对阿Q是那么残酷、冰冷、丝毫同情没有，生时如此，死后亦如此，可是鲁迅对他的无限同情，却就正在这判然若揭的对照中显示出来了”（《鲁迅批判》李长之）。映在阿Q背后的一群人，气味更恶劣，倒不如阿Q还保持着勤劳，还保持着相当的人性。劳动是劳动多面手阿Q的本质；偷盗是在劳动的权利被剥夺后偶尔为之；就是被人们嘲笑的跪下向吴妈求爱，吴妈嚷着、哭着去后院告状、要所谓的寻短见。相形之下，谁更具有人性？用阿Q的话说，“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

“鲁迅要蔑视、反对、粉碎的并不是‘奴隶’群众自身，而是被加在‘奴隶’群众身上的沉重的精神镣铐枷锁”（《中国近代思想史》李泽厚）。这一点在闰土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少年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