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开头分析 平民主义的鲁迅(3)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中年闰土。

他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他们（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鲁迅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作出形象化的深刻剖析，这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与自觉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相结合，就是鲁迅小说的最根本的特征。（《鲁迅作品综论》杨义）

“农民、妇女、儿童和小市民，是杂文经常谈论的对象。这些人处在中国式奴役关系最底层，是命运最悲惨、最无力诉说的一群。鲁迅对他们的悲惨境遇寄予深厚同情，但并不是居高临下地布施，更不宣扬任何意义上的弱者的道德，而是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讨论问题，一样冷静地解剖他们的弱点。冷静地解剖被压迫者灵魂上面由压迫者强行植入的愚暗、奴性和凶残，是为了更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毒害”（《鲁迅六讲》）。“‘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

（1932年，15年前）“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祝中俄文字之交》“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

“鲁迅的文学创作紧紧地把握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村变动和农民命运的问题，反映了他们的奴隶地位和要求解放的呼声。‘瞿秋白在分析创造社和鲁迅的论战时曾有一个说法，说他们代表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有着深刻的联系；而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则多是积聚在‘中国都市’里的‘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他们和农村的联系稀薄，而有着深刻的“都市化和摩登化”的倾向”（《与鲁迅相遇》。鲁迅关注的是最广大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对苦难与不幸的正视。甚至喊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破恶声论》）。

“鲁迅在小说领域的曲折而又成功的历程，是他与民族和人民愈来愈密切地两心相印的历程，他的小说所以能够激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是因为它们既是我们民族和我国人民在苦难的时代的生活和心理的真实、深刻而又富有才华的记录。他看出了中国农民是很值得注意和同情、并最终关系到民族命运的一个阶级”（《鲁迅作品综论》杨义）。

“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就是鲁迅寻找变革中国现实的物质力量——那是中国社会真是的希望所在——的过程。”（《心灵的探索》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