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展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理论与实践(8)

毛泽东主张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他说：武汉、广州失掉后，敌人还要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样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解决吃饭、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在坚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吸收和利用外资，并不排斥外援。早在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投资”，“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1年5月，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特别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十一)严格执行“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的税收理论

在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生财理论，同时还提出“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的聚财理论。陕甘宁边区地处农村，农业税是解放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抗战初期，边区实行的是“村合理负担”的办法，即带有“按村摊派”的性质，因此在征收公粮时，其负担大部分落在地主富农等农户头上，负担面一般只占20-30%。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财政困难，税负有所加重。为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解决好增加税收而又不致伤民这个矛盾，毛泽东于1940年12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派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毛泽东主张通过扩大税收负担面，以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困难，同时又强调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以休养民力，不足部分通过自己动手来解决。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合理，不仅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把根据地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壮大了抗日力量。

(十二)重视人民物质福利、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理论

父亲词倾渝州，使国人了解了毛泽东，使民众了解了共产党，使谈判赢得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得到了社会进步人士的认同，为四年后的政治协商会议打下了良好的人心、政治基础，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爱国反蒋运动争得了进步文化界的理解与支持。一、要充分发挥广大职工作用，积极投身公司各项建设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根本方针，我们企业是工人阶级最集体的地方，要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是搞好企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工人阶级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认真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和党群意识，更加自觉地去思考、去把握、去部署广大职工工作，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组织的特点和优势，动员广大职工共创经济发展的文明成果，强化团结意识，积极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引导职工正确对待利益关系的调整，把职工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要从公司的全局战略高度，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不动摇，坚持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不动摇，坚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不动摇，深入做好引导、保护和发挥广大职工积极性的工作，着力解决好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工会组织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团结意识，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能，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发展以职工代表大会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通过实行厂务公开、民主议事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基层民主，依法确保广大职工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认真研究工会工作的重大问题，支持工会依照法律、法规和自己的章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工会在做好党的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切政治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大众的联盟，而且既然被剥削者的数量远大于剥削者的数量，如果被剥削者开始意识到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那么他们一定会起来反抗。当群众遭受贫困侵扰时，他们需要我们辛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