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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美国政党 塞万提斯奖得主拉米雷斯:马尔克斯是纯粹的毒药(2)

2018-02-11 15:05 网络整理 教案网

腾讯文化:你在2017年获得塞万提斯奖,这使得中美洲文学再次被关注。有人说,独裁和不公一直是中美洲文学甚至拉美文学的主题,你同意这一看法吗?为什么?

拉米雷斯:在我看来,文学的主题是不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改变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欧洲文学、阿拉伯文学,还是中国文学,文学的主题是爱,是疯狂,是死亡,是权力。在这些母题之下,受区域和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域或每种语言的文学,会向某一个题目倾斜。

当然,“爱”是所有小说都没有办法躲避的主题,但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权力”是最主要的主题。为什么这么多拉美文学作品都与“权力”这个主题相关?因为这种权力是异常的。它不是一种严格制度体系下的有条理的权力,不是一种平稳、安静的权力,不是一种有可预见性的权力。

在拉丁美洲,如果对不同国家几个世纪之内的宪法进行研究,你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权力体系,对于文学写作来说是一种完美的存在——异常的情景让文学创作更容易。

如果一切正常、平淡无奇,文学创作就很难展开。如果主人公没有异化成大甲虫,就没有人会欣赏卡夫卡。一个穿着睡衣的人早上起来一切正常,这就不是文学。文学的趣味来自人变成大甲虫、变成怪物的异化过程。而美洲国家的政治正是这种异化了的、不正常的政治。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社会各阶层的权力都是异化了的。我们可以在马尔克斯和略萨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

今天,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大毒枭的权力也统摄着拉美社会。所以说到中美洲或者拉美文学的主题,我认为是异常的权力。异常的权力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希望将来以作家而非政治家的身份被人们记住

腾讯文化:你一直说你参与了尼加拉瓜革命,而不是投身于政治。英语 美国政党你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尽管你做过5年的尼加拉瓜副总统。这是为什么?政治生涯为你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什么不同于一般作家的角度?

拉米雷斯: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一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政治家和作家。这两个身份在我的生命里奇异地交织在一起,而这一切,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尼加拉瓜革命运动。

我想把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革命活动分开。我对正常运营的政治体系不感兴趣,对参加和运营政党、对参选和宣传活动都不感兴趣。革命爆发前,我就是一位作家。革命开始以后,我放弃了文学创作,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推翻索摩查家族几十年的统治,让人们可以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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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我决定退出政治舞台。我问自己:“现在我做什么?侍弄花园,还是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我决定重操旧业。就是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我也问自己:“政治生涯让我得到了什么呢?”在政府里面,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让我与其他的写作者不一样。在政治游戏里,你最能看清楚的是什么呢?是权力。这是其他作家无法获得的条件。

一个神父没有办法谈论爱情,因为他没有爱情的体验。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作家也不能谈论政治。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获得了这一部分经验。今天,我可以说,无论是革命性的权力、反抗的权力、民主的权力,还是独裁的权力,它们的规则都是相似的。权力间的竞争、对抗,因权力而生的腐败,都非常相似。政治和权力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真切的体验。《天谴》的主人公,就是死于尼加拉瓜独裁者和危地马拉独裁者共同设下的圈套。

腾讯记者:你希望成为丘吉尔那样的写作者吗?

拉米雷斯:(大笑)不会。我觉得丘吉尔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但那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得很奇怪的一次。他的回忆录写得很好,但在他那个时代,很多作家的文学成就更高。

说到我自己,我不希望在将来被作为政治家记住,我希望我作为一个作家被人记住。作为政治家被记住并不是什么好事。拉丁美洲的政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物种,抗击打能力极强,倒下了还可以再站起来,哪怕被群殴、暴打,还是可以存活,因为他们有着鳄鱼一样的皮肤,他们没有任何顾忌。我做不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