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 程光炜：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5)

离开香港经山东烟台去解放区的曹禺，可以说“秘密”中再夹杂点“狼狈”。许多年后，当时的情形仍旧历历在目：“在香港通过地下党员的安排，我们坐了一条北欧的船回国。我们这批人里头有老一辈的叶圣陶、马寅初，不过十来个人，还有新闻界的赵超构。我们上船的那天晚上，换了六七家旅馆，躲避国民党特务。我们都穿唐装，英国海关问是谁，带路的地下党员就说都是做买卖的，塞了二百元港币给他，就‘好、好、好’。”但狼狈中又带了点“特殊”，当轮船驶出香港，便有国民党的炮舰在后尾随，轮船只得改道驶向韩国，再经韩国去烟台。自十五岁起，曹禺就登上舞台扮演角色，他演戏、导演戏然后又写戏，与现代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在生活中遭逢这种戏剧性，在他还是头一遭——虽然此行充满了神圣的意味。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运气不佳但最终有惊无险的华中轮靠近烟台港，前来迎接的是当地解放军某部贾参谋长。次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特地从青州远道赶来，到曹禺等人的住处看望。晚间，又召开欢迎大会，其间还有京剧演出。这让半生都与戏打交道，而从未与兵打过交道的曹禺不免感到陌生和新鲜。后来有人问他对“新局面”有什么感想时，曹禺答曰：“那真是高兴。

知道国家站起来了。”正如前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弘道意识”和由此延伸出来的国家至上主义观念，对曹禺这代作家的思想世界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作为五四精神的后继者，新与旧、前进与倒退、封建与反封建、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模式，根深蒂固地决定着他们的人格操守和人生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曹禺的烟台——解放区之行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更大的带有象征的味道；说它包含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毋宁说也有寓言的意义。诚如杰姆逊断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是因为，“他们执著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但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是从西方的他者视角讨论问题的，这一视角容易忽略的是研究对象个人的文化语境和深切的历史感受，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讨论曹禺思想选择的主要着眼点。正是由于这种中国式的观察，才使我们讨论的那一代人的思想遗产生发出更深刻的意义，使得问题转向了深入。沿着这一思路，就不难理解，当曹禺一行由潍县改乘火车到济南，受到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姚仲明设宴招待，邓颖超亲自从北京赶来迎接时，他为何这么感动，视之“难忘的日子”了。

曹禺在否定了国民党的政治“道统”之后，重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的“道统”，从而恢复了精神追求的完整性，建立了新的文化信仰。而且，“他离开北京十五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怀抱，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北京是曹禺读书求学的地方，他在那里写出了成名之作《雷雨》，从而确立了人生追求的目标。北京不是简单的“旧地”和“第二故乡”，而是曹禺生命的出发地，也将是他生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