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 程光炜：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3)

迟疑与展望

亲爱的劳埃得先生：

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左：老舍，中：巴金，右：曹禺。

在《〈雷雨〉序》中，曹禺曾这样分析自己：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

这段话，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的注脚，但不妨说也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真率剖析。在熟悉曹禺的人眼里，“胆小怕事”和“惶惶不安”其实是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其中，还夹杂着某种“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思想”。然而作为现代话剧的大师，曹禺又是舞台上的强者，是左右并安排他人物命运的艺术主宰。戏剧与生活，是曹禺必须面对、却是两重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在戏剧中他永远是“主动”的、出击的，而在生活面前却总是被动的，恰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明了我自己”。

大概是因为这种被动性，１９４７年初，刚从美国返回、应邀任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教授和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不久的曹禺，就受到了旧日学生兼秘密地下党员刘厚生、方倌生和任耀德的“包围”：“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由于抗战时期在重庆时就与南开中学校友周恩来相识，他对共产党并无恶感；由于目睹国民党那些接收大员以接收之名大发横财的种种劣迹，出于知识分子当时那种普遍的义愤，他甚至还接受了学生们两周一次在育才中学参加政治学习的建议，读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其它革命书刊。正如他在回答为什么执导电影《艳阳天》的问题时所说：“中国人有一副对联，叫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横额：‘莫管闲事’。这，我认为不对。我们必须明辨是非，必须恳切做事，不怕麻烦，不怕招冤。”但从《艳阳天》的导演意图和剧情看，曹禺在艺术世界中又是相当自觉和清醒的：主人公阴兆时是一个明辨是非且敢于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律师。魏卓平所办的孤儿院因为靠近码头，而且比较偏僻，被当过汉奸的巨商金焕吾看中，并强行收买做了秘密仓库。阴兆时明知金焕吾有钱有势，但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起而为魏卓平辩护。因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约上签字，事情已无法挽回。不久金焕吾因囤积居奇被人揭发，秘密仓库遭到查封。他迁怒于阴兆时，指使恶人在阴四十寿辰当天殴打了他并在其家中大砸一通。最后，经阴兆时激烈抗争，法庭判决金焕吾犯汉奸罪，孤儿院房产也完璧归还。剧情一波三折、波涛汹涌，由于有著名电影演员石挥（饰阴兆时）、李健吾（饰金焕吾）、崔超明（饰杨大）、石羽（饰魏卓平）等“加盟”，影片打出“好人没有活路”的鲜明主题，电影一开演即在国统区各大小城市引起了轰动。

1947年下半年，曹禺接受了文华影片公司的聘请，写作了电影剧本《艳阳天》，并亲自担任导演，用了将近四个月时间，拍摄成影片。

影片上映已是１９４８年的春天，这是曹禺对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的特殊献礼。“我不明了我自己”，但又希望在时代的抉择中有所行动，这种矛盾与期待相掺杂的行为模式，不是曹禺一个人，也是他所属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１９４８年前后的真实写照。在分析老舍思想的矛盾时，有人曾指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国民党失望，同时渴望共产主义的那种自由才去投身革命，他渴望着一种个人精神自由也才去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曹禺每到晚上偷偷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对战场上的胜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此，他还与老同学和朋友孙浩然做过一次严肃的长谈。据孙浩然追忆，“他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的，他要走这样一条为人民的道路。他说：‘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等待全国解放的到来。他谈得很深，也很严肃，他同地下党的关系，主要是由金山负责联系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为他搞到的。”然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无论是戏里戏外也好，被动与主动也罢，决定着曹禺去留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道义感。如前所述，１９４８年的蒋家王朝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全面地贪污腐败、连年征战不止，它不光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更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失去了最后一道光环，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与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