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 程光炜：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观察(2)

１９４８年的香港文坛，“表态”的另一姿态是“大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本年度姑且可称作香港文学的“大批判年”。有趣的是，郭沫若没有像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把批判锋芒指向同属左翼文艺阵营的胡风等人，而是指向了自由主义文人。据萧乾夫人文洁若说，郭沫若在批判中连带到萧乾是因为他１９４７年《大公报》一篇抨击“称公称老”的社论而引起的，“四个字恨上一辈子”。但联系激进主义文艺思潮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传统积怨，它显然又不是一桩简单的文坛笔墨，却与１９４０年代末知识分子阵营的大抉择有着更深广的联系。在《斥反动文艺》中，郭沫若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他首创出几个形象性的形容词：红、黄、蓝、白、黑。红、黄色是指沈从文，蓝色指朱光潜，黑色指萧乾，犀利而尖刻地为他们画了像。他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势力而活动着。”而所谓朱光潜的蓝，是因为“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在严重而峻急的政治形势下，尤其是个人与命运之关系犹如以卵击石的背景中，郭沫若的现实比喻绝非是一时戏言，他的批判可以说是既格外逼真，又扣人心弦。谁都知道，在历史关头，它发挥的是一石两鸟的作用。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敏锐地发现，郭沫若这篇檄文才会“写得如此激烈”。这一动机，就连外国学者也洞若观火，认为那绝非一般的意气之争，而是在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肃清“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新的时代清理障碍。

“表态”当然还会有另外的表现，例如“歌颂”解放区文学。与郭沫若、茅盾俩人在各种庆祝、团拜场合频频出场恰成同趣的，是他们对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的高度赞扬。１９４８年５月至１１月，随着共产党军队在战场上明显占据主动，香港左翼文艺界兴起了“白毛女热”和“小二黑热”。５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华商报》连续推出刘尊棋和欧阳予倩的文章《〈白毛女〉在解放区》、《祝〈白毛女〉上演成功》。当月２９日至６月９日，由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和新音乐社联袂的歌剧《白毛女》在九龙普庆戏院联合公演，一时盛况空前。看过演出的郭沫若当即指出：“《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凯歌的前奏曲。”他特别提醒人们，“单是欣赏故事的动人或旋律的动人，是不够的。故事固然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故事中看出时代的象征。旋律固然是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茅盾则鲜明地使用了《赞颂〈白毛女〉》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标题。在文章中，他一反常态地运用了三个排比句，称赞说：“《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这是从一个十七岁佃农女儿的身世表现出广大的佃农阶层的冤仇及其最后的翻身。这是从一个地主的淫威表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反动，无人性，及其蹂躏人民，出卖祖国的滔天罪行。”另外，作者还对怀疑《白毛女》不是中国歌剧的说法进行了辩解。对小说《小二黑结婚》的现实意义，郭沫若进行了有意识的扩展。他表示，“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在《新社会的新社会人物》一文中，茅盾不单指出了小二黑不同于五四以来文学形象的时代意义，还把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创作模式作为新的事物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