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_西欧中世纪_欧洲中世纪服饰(6)

4.日本改革与朱子学、阳明学、国学

纵观日本古代思想史，江户时代主要存在三种哲学思想流派，即朱子学、阳明学、国学。在广义上，这三种思想都属于儒学范围。江户幕末，洋学的传入和隆盛形成了儒学与洋学的这对新旧思想的冲突。明治维新这一近代资产阶级改革进程中，其思想基础的改革斗争中也明显看出哲学思想的作用。

关于日本朱子学

中国的朱子学移植日本以后，成为江户时代影响最为长久的官学思想。这一学说在认识论上以其独特方式为明治维新做好了思想准备，对日本近代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朱子学的基本原理是“格物致知”观，其核心是穷理观念所谓穷理，就是要弄清事物之中存在的“理”，日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下级武士受到这种思想的陶冶，使他们倾心于追求“终极”和“一劳永逸”的真理，用理性的力量来超脱有限的现实并获得精神上的无限支柱和圆满解释。这种执着追求，勇于进取的精神，使朱子学找到了东西方科学的结合点，从中孕育了走向近代社会，实行明治维新的文明思想。对此我认为佐久间象山解释得好，他认为朱子学之意在于凡天下之物，穷其理，尽其知识之量。西方穷理之科目，亦合程朱子意。但它又指同二者的相异之处，即在认识自然的领域中应承认西洋的“穷理”，而在哲学的精神领域里信奉传统观念即儒学。因而他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核”的思想，从理论体系上解决了儒学与洋学之间接合的课题，开创了当时研究洋学的一代新风，后来则成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理论思维模式。

关于日本阳明学

阳明学作为实践的哲学，极为重视“行”的观念，即“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这种实践观特别符合下级武士的心理需求。他们把训古之学、词章之学、老佛之学等统统斥为无用的“曲学”，而主张“义理经济之正学”。认为“以知废行非真知，以废行知非实行，故行知二而一，先后亦相待而相济也。”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反对空谈书本，不联系实际，提倡“知行并举。”这种以理性思辨为基调的务实精神，陶冶了下级武士苦干实行，有信必行，坚毅奋进、执着实践的性格，从而为下级武士渴望新知，追求近代文明、勇于实践注入了思想推动力。使“实学”和“洋学”建立了自然契合的区域，两者的结合促进了开港倒幕和维新革命。

关于日本国学

国学最初是作为与儒学对抗而兴起的，主要是以新兴的商业资本阶层为背景，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封建体制下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国学从批判儒、佛思想出发，主张恢复丧失了人的“直心”，恢复“天地自然”的古代精神，反对儒学的封建身分制和尊卑观念，提倡人的自我感性，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某种平等思想。平等，作为个性发展的一个条件，也就是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的含义，对日本的人性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为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作了准备。

国学更重要之处在于它的“神道思想”，即日本优越论和尊皇观念。认为日本是天皇神国，皇统一相承，皇祚万世。日本的“大和魂”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强调人的作用和以神国观念为中心的国体论，增强了日本民族的内聚心理动力，铸成了强烈的自我崇拜意识，为尊王攘夷运动和后来的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言以蔽之，朱子学的“穷理”观念，塑造了下级武士的认识伦，使他们孜孜不卷地追求富国强兵之路；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观念决定了下级武士渴求近代文明并付诸行动的实践观；国学的“神道”思想，宣扬日本至上主义，形成了下级武士的攘夷观。由此可见，日本古代哲学不仅在那个时代发挥了其应有作用，而且在外来危机的强烈冲击下，经过内外因素的整合，使他们与“洋学”这新旧思想相互交融，汇成了推动日本通过改革走向近代化的巨大思想动力。

关于幕末“洋学”，一般是指日本近世移植、研究的西洋学术的总称。起于日欧交涉之始，一起到幕末。广义的洋学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以葡萄牙南蛮系学术为主的蛮学时代（16世纪中叶至锁国前）；二是以荷兰系学术为中心的兰学时代（锁国时代）；三是幕末开港后，除兰学外，还有英学、法学、德学等诸学术的狭义的洋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