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_西欧中世纪_欧洲中世纪服饰(5)

朱熹

第一，他们从中国朱子学的道学性质的史学中，获得了一种符合武士本位和敬神本位的需要而严格认定身份制度的理论。中国儒学，历来重视为历史事件给予“正名论”的道义评介。朱熹在“正名”伦理观上，集儒家之大成，他编撰《资治通鉴纲目》，林罗山仿朱子《纲目》之法，根据所谓“大义名分”编撰《本朝编年》。“盖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谓之上下察也。”④于是，罗山通过《本朝编年》，“定君臣上下之分”，“华夷内外之辩”，从而确认儒学的阶位等级制度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意义。

第二，他们变异中国儒学的忠孝伦理观，推出以“忠”为本的武士道德。日本自8世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初，便倡导天皇“万世一系”说。（神道思想的作用和意义后述。）迨至镰仓时代，武士阶层崛起，他们以效愚于主子而获其利。德川幕府本是在将军武士的征伐战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这种政治势态，自然要求社会依据阶位等级制度，提倡观念上的绝对忠诚。罗山提出“忠孝”原本不二，然一旦冲突，则忠孝之比，便是重轻取舍的原则问题。他以战场的“阵勇”与“偷生”作比喻，为主人而阵勇战死，大忠亦大孝；若偷生苟免，则忠孝俱灭。这样以“忠”为本的日本儒学，成为武家精神的理论支柱，造就了以后的武士道德。⑤

第三，他们把儒学与神道结合起来，并且确认其本位哲学思想的地位。藤原惺窝作为江户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一开始便把儒学（朱子学）与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结合，倡导儒神一致论。藤原氏说：“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⑥罗山步其后，主张“神道即理”，从而为日本神道寻找到了一种更为精辟的理论表述形式。“神道”与“理”同在，“理”与“心”同在，因此“神道”与“心”同在⑦。这样儒神合一的日本儒学，在意识形态中排斥一切异学。藤原氏指佛学为“异端”⑧，罗山指佛学为“虚学”，指耶稣教为“妖狐。”⑨他们习惯于把外来思想判为“异端”的名义下，予以扫荡，尽管儒学原来也是外来思想，以维护儒学本位哲学思想的权威性统治地位。

上述诸方面特征，互相渗透，彼此默契，构成了一个独立形态的具有强烈的封建性、道德性和封闭性的政治伦理体系。由于德川幕府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伦理体系，便在17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期，成为日本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见，日本统治阶级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有佛教，儒学、神道教等。一般说来，大化革新前后以佛教和儒学为主，中世纪朱子学成为江户时代的官学，而日本固有思想“神道”也发挥着作用。神、儒、佛既相斗争，又相融合，共同在不同条件下为其统治者利用。大化革新之前推古朝改革领导人圣德太子既拜士觉哿为师钻研儒学，又拜高句丽的僧惠慈为师通晓佛教。他颁布的《17条宪法》中既包括儒家思想，又包括佛教思想，足以证明他在理论上是儒佛一致的倡导者。《经国集》一书中，收集了空海等佛教大师的诗歌作品，其中问：“天地终始”、“宗庙帝谷”、“调和五行”、“治平民富”，“忠孝以何为先？”这些对策里充满着儒家思想。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而日本的神道教与佛、儒共存互学，一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和中世纪，它虽然不象佛儒那样居于显要地位，但因它是在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粹”，具有潜在的优势。事实上，不仅神道受佛儒的影响，而且神道中的皇国史观，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在促使佛儒“日本化”以及牵制外来思想影响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例如，日本佛教一开始就突出其政治作用，作为“镇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得以传播，护国主义传统贯穿于最澄、空海、荣西、日莲等日本佛教大师的思想之中。佛教与神道共存互学，又产生了“护法神”观念，认为神道诸神守护佛法，因此，在日本，神社建在寺院门前的现象到处可见。又如，神儒结合、神主儒从的思想在日本朱子学创始人那里早已有之。罗山说：“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无差等。所谓唯一字源，理当心地，最当尽意。”⑩后来，国学派的雨森芳洲（1618-1755年)就干脆将神道比作“本经”，儒学比作“脚注”，说：“所谓三器（镜、剑、玉）者本经也”，“邹鲁（指孔子）之所述者脚注也(11)。水户学继承国学的皇国史观和神儒合一思想，宣扬“尊皇攘夷”，为明治维新做好了思想准备。“尊皇”思想在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以及在抵御外力、推动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因其中也包含着民族扩张和排外主义等反动思想，在近代史上最终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不过，“尊皇”思想意识的弘扬，可以使日本民族对内一体化，对外一致行动，这是日本历代统治阶级保留天皇制，尤其是近代统治者拚命宣扬所谓“国体”(12)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