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_当时只道是寻常_阿克顿勋爵 近代史讲稿(2)

阿克顿于1850年到达慕尼黑。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杜林格影响了他此后的一生。正是杜林格，用自己对求识和学问的尊敬鼓舞了他，这种尊敬后来使师徒两人一起，陷入了同教会里一些势力的冲突，他们自称拥有审查学术发现并决定是否把它们公之于众的权利。学术自治的原则，即杜林格教诲的关键所在，是阿克顿全部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

据说，阿克顿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东西，这两种优秀品质，即是从此时开始。他饱览史学、哲学、文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开始搜集藏书，后来数量变得极为可观。他周游各地，曾和杜林格一起在欧洲大陆做假期旅行，在亲戚埃尔斯米尔伯爵的陪伴下访问美国，1856年作为格兰维尔勋爵的秘书随访。他同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几乎每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和天主教平信徒，以及很多著名的家和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他不仅生为社会中贵族阶层的一员，而且很早就在知识、宗教和精英中间获得了类似的地位。

1859年，阿克顿25岁时，担任了英国天主教杂志《漫谈者》(rambler)的主编，他热情有余但谨慎不足地倡导国人迈上真正的求知之途(惟有德国人所掌握的那种求知方式)，并且启发他们了解自己真正的志趣。阿克顿勋爵天主教会的某些权威人物早已被《漫谈者》所激怒，认为它的态度不够恭敬。就在阿克顿加入该刊物之前，英国最著名的改宗者约翰·亨利·纽曼作为主编，一直在为安抚教会人士做着徒劳的努力。在阿克顿的主持之下，几乎每一期都借机强调这样一种道德观：信仰与知识、宗教与科学应当和睦相处，不要相互畏惧;教会的世俗利益不应同其终极目的混为一谈;教会当局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去否认令自己不快的历史事实，或掩盖有可能使不信教者感到高兴的科学发现;科学真理只能维护真正的信仰。

这期间，格兰维尔勋爵曾试图把阿克顿引入自由党的主流。1859年，他为阿克顿获得了一个爱尔兰自治市(即喀罗)的议会席位。阿克顿在他的平民院公开演说中，集中讨论了有关天主教事务的三个问题。喀罗的选民对此反应冷淡，没有再次提名他。然而在1865年，他代表一个英国自治市(即奥得汉姆附近的布里奇诺斯)而当选。这一席位仅保持到第二年初的一次重新计票。三年之后，他再次成为布里奇诺斯的一名不成功的代表。次年，在格莱斯通的举荐下，他受封为男爵，成为贵族院成员。同时，与罗马的冲突也变得强烈而重要。自由派天主所发出的思想自由的呼吁，最初与英国越山主义者的纲领，继而与教皇的意志发生冲突。教皇庇护九世自认为上帝永无谬误的代理人，这一点久为人知，同时有迹象表明，他试图召开一次公会议来批准“永无谬误”的信条。1854年他就宣布了“圣母贞女受孕”的信条，而且因为自视在圣母玛丽亚的特别庇佑之下，他认为有必要宣布自己也永无谬误。这个动机也可能是意在补偿即将发生的实际权威的丧失，因为新生的意大利国民准备剥夺他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力。

1869年12月，继三个多世纪前的特兰托公会议之后，第一届普世宗教大会在罗马召开。当1867年初次宣布要召开大会时，阿克顿、杜林格和其他自由派天主尽管信心不足，但普遍希望它将是一次真正的改革会议。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擦去特兰托公会议给天主教打上的——如阿克顿所言——“不宽容时代的烙印”，可以通过把集中在罗马的许多权力分散给主教与平信徒，对教会组织加以改革。然而事实证明，罗马教廷并无悔意;它拒绝改革，甚至咄咄逼人地提出了比特兰托公会议还要极端的权利要求。

阿克顿在自己的一篇私人笔记中解释说，杜林格将革除教籍视为“解脱”，因为他坚信谁都不应主动脱离罗马教会。阿克顿对此颇有同感，他批评法国史学家欧仁·米绍说：“还没等大主教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就自行了结了。”他认为，此时主动脱离教会，等于默认了新教义之前数百年中罗马的行为，因为这种行动等于假定，在永无谬误教令宣布之前，罗马并未受到异端邪说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