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_当时只道是寻常_阿克顿勋爵 近代史讲稿

阿克顿(LordActon)(1834—1902),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英国理论家，思想家，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担任过下院议员，对格位斯顿内产生重要的影响。1885-1902年任剑桥大学代史教授，主编《剑桥近代史》。作为历史学家，他把历史探索的客观性与历史性研究中的道德判断结合起来；作为哲学家，他对个人自由以及促进与威胁个人的自由的力量有力分析深刻影响了20世纪思想史。

1834年，阿克顿勋爵生于那不勒斯（今意大利一部分）。祖父约翰·阿克顿爵士，第六代从男爵曾任那不勒斯首相。阿克顿之父斐迪南·达尔伯格-阿克顿爵士，第七代从男爵早逝。

约翰·阿克顿早年师从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后任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1859－1865年出任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与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关系密切，因而于1869年获得阿克顿男爵爵位。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年生于那不勒斯。据记载，他的父系祖先早在14世纪初就占有位于什罗浦郡的奥得汉姆家族领地。18世纪，这个家族中具有冒险精神的较年轻的一支，转而效忠法国，继而效忠意大利。阿克顿的祖父，即约翰·阿克顿爵士，博得了那不勒斯女王的宠爱，从冒险者一变而为那不勒斯的首相。由于家族中较老的一支于1791年绝嗣，约翰爵士得以继承准男爵爵位和领地。他的43年后出生的孙子，不赞成祖父这种有违成规的经历和生涯——其中包括作为巴勒莫恐怖统治的头目的一段时期——并拒绝继承他应当从这笔意大利财富中得到的钱财。

阿克顿的母系祖先更为可敬，对他的性情影响也更大。达尔伯格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首批贵族，甚至自称有着耶稣一位亲戚的后代这种不易证实的尊荣。如同阿克顿家族一样，达尔伯格家族不断改变着国籍，和帝国共享着颠簸的命运。据说，若有人想写一篇有关国籍和住所的论文，可以拿达尔伯格公爵一家频繁的迁移和地位变化作为素材。阿克顿勋爵最后，达尔伯格家族在王政复辟时代(theRestoration)投靠了法国，成为受封贵族。家族庄园继续维持在莱茵地区的黑恩斯海姆。

阿克顿之父，理查德爵士早年即逝。家族因其继父而获得另一个显赫的姓氏：利弗森勋爵，即后来的格兰维尔伯爵第二。利弗森·高尔斯家族在辉格党的贵族阶层及英国外交和政界中一直声名赫赫。阿克顿的继父接续传统，担任过约翰·罗素勋爵和威廉·格莱斯通的自由党内阁的外交大臣。阿克顿的世界主义情怀不只是个信条或修养的问题，而是他整个生命的本质。他早年是在那不勒斯、巴黎、黑恩斯海姆、奥得汉姆、伦敦等处的家族住宅中度过。他不久即可用几乎同样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交谈和写作。后来，他在餐桌边使用几种语言，以方便和全家人之间的交流：他用英语和孩子交谈，用德语和巴伐利亚出生的妻子(阿克·瓦利伯爵的女儿、阿克顿的表亲)交谈，用法语和弟媳交谈，用意大利语和岳母交谈。

达尔伯格家族，如同绝大多数巴伐利亚贵族一样，一直是天主。阿克顿一家在18世纪也改宗天主教。阿克顿夫人和利弗森勋爵的婚姻协议中有一条即是，她的儿子应在她的信仰下抚养成长。继父的英国圣公会信仰，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影响阿克顿童年时代虔诚和正统的天主教观念，尽管对于他进入英国伟大的清家庭不无重要意义。

实际上，他所受到的教育，突出反映着19世纪后半期天主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派。在巴黎，他曾短期师从杜庞卢;长期就读于威斯曼主教任校长的英国奥斯科特天主教学院;在慕尼黑，他在杜林格的指导下，完成了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杜庞卢曾一度卷入天主教在近代的一次最有意义的尝试，力求重新论述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以满足自由主义的要求。威斯曼是一场新的教会运动即教皇至上论的精神领袖，这一运动直接针对自由国家，意在恢复教会的一些已沉寂的权威。杜林格是位杰出的学者和自由派人士，鄙视威斯曼所支持的原则，曾带头反对庇护九世所主张的教皇权利并因此失去了教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