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研_中国新闻事业史 丁淦林 考研_理论与应用力学考研

新中国史学是在20世纪初期新史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1949年之前已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到1956年前后已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流。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历史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七年是第一阶段，十年“文革”为第二阶段，新时期是第三阶段。

对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的认识，史学界有不少分歧意见，个别人甚至持基本否定意见。有人认为这一时期“左”倾思想盛行，学者研究的问题多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假问题”，我不这样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第一，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历史学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指导原则，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学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今天看来有其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的学说，对于促进中国史学家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在1954—1957年初以及l961—1963年，在良好的学术研究气氛的形成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国家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大批考古遗址得以发现和发掘，这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1956年到l961年开展的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工作，为我们留下了数亿字的民族学、历史学资料。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党和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创立了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机构，随后又相继创办了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根据苏联的历史专业教学计划，新中国也制订了自己的高等学校历史教学计划，1956年又重新审定了高等院校的历史学各科教学大纲，编写了新的中学历史教材，颁发了新的中学历史教学计划。同年，开始制订了“历史学十二年发展规划”。1961年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以翦伯赞、郑天挺为组长的历史教材编写组，组织全国许多著名史学家为高等院校师生编写了一批高水平的历史学教材及参考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实行的研究生制度和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也为国家培养了一些高素质的历史学教学科研人才。于是，历史学从业人数有了很大发展，由1953年历史学教师、研究生不到500人，发展到1962年的一万余人。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创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和后来的中国史学会，组织了全国的历史学家，开始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中国近代史分期以及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等重要问题的争鸣，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第三，这一时期发表了数量众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史学论文，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历史学论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史学月刊》（原称《新史学通讯》）等专业杂志相继出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建设》等报刊也成为史学工作者发表论文的重要阵地。在通史编纂方面，范文澜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五代十国以前部分问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基本编著完成，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编写工作完成，郭沫若主持编写了《中国史稿》。中国史学会编著的大型历史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千多万字的篇幅和丰富的资料更是给新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成果显著，严中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孙毓棠、汪敬虞以及陈真、姚洛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姚贤镐的《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聂宝璋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等纷纷问世。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杨宽、杨翼骧、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岑仲勉、吴枫、韩儒林、傅衣凌、郑天挺等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此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科建设方面也都有了新的进展。

而要真的分说清楚，却并不容易——假如我们把汉匈斗争当做两千年前两大民族在同一历史平台上共同构建的“历史过程”，假如我们把汉匈两个民族的生存权看做天赋予之、从而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道德批判立场，假如我们把汉武帝对匈政策的得失作为司马迁史学思想和批判立场的重要成因，假如我们把卫青、霍去病、李广作为典型去全面考量中国军人的历史命运，假如我们把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对这三个军人的评价作为理解国人史学判断得失正误的钥匙，假如我们就此展开对当今流行的权力史学、阴谋史学、隐私史学、窥探史学的无情批驳，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更趋复杂。修正主义理论从否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否定对立统一出发，导致否定马列毛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从而导致了否定社会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hellip。

十年“文革”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到严重摧残。这时，范文澜、郭沫若处境维艰，翦伯赞、吴晗、何干之、邓拓、华岗、李平心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史学家被迫害致死，吕振羽、侯外庐、周谷城、尚钺等许多著名史学家也遭受残酷的迫害。《历史研究》等杂志停办，大学停止招生，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的历史学家大部分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1972年和l975年，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着手整顿的背景下，各方面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些史学家被重新召集起来，继续“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著工作也在艰难之中重新起步。中央有关单位召集部分史学工作者，从事中俄关系史的研究。l975年之后，一些学者在私下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如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胡绳的中国近代史、邱汉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等，都已开始了工作。河北大学著名农民战争史研究专家漆侠则开始了浩瀚的宋代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批林批孔”的招牌，搞起了“影射史学”，他们以“儒法斗争”通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以达到打倒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罪恶目的，后来，又为江青的“女皇”梦摇旗呐喊，大肆吹捧历史上的吕后和武则天。“影射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影射史学”歪曲历史的做法，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白寿彝等学者都曾采取过迂回的抵制态度。“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学术的最大的危害，是搞乱了马克思主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篡改马克总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将l950—1960年代史学界的左倾思潮推向了极端，将中国历史学引向灾难的深渊。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学开始进入到拨乱反正、开拓进取的新时代。新时期史学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历史学研究全面展开。l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揭开了清算极左思潮的序幕。l979年8月，陈智超等撰著了《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在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对中国史学的危害这一重要问题上，黎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历史研究》为阵地，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研究的全面展开，他自己也发表文章，1985年出版的《再思集》收录了他这方面的有关重要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研究生院的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起步，胡乔木、周扬、邓力群等做出了突出贡献。①随着全国高校历史专业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中国史学会的重建，中国历史学学科规划会议的召开，新中国历史学研究全面复苏。随着吴晗、翦伯赞、吕振羽、何干之等一大批史学家的平反和他们有关论著的再版和研究文章、论著的不断问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也陆续展开，l950—60年代探讨的“五朵金花”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再次掀起讨论的热潮，以历史理论为核心的史学理论研究也逐渐展开，认识进一步深化。

经过拨乱反正，在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方面，广大史学工作者克服了过去那种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不再热衷于摘引马恩列斯毛的个别词句，力图运用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去探讨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实际。研究者很重视正确地处理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历史学不再从属于某种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政治需要。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注重对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对中国传统史学及近代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借鉴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第二，历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新的学科领域不断开辟和发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研，历史学下辖的八个二级学科在新时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此，陈高华、张彤主编的《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历史学30年》、于沛、周荣耀主编的《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以及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成就》等论著已有系统的总结和论述。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热潮的出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主要成就，在于形成了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西方史学史的基本学科格局，出现了一大批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论著。

如在史学理论方面，在众多的史学概论教材的基础上，姜义华等学者编著的《史学导论》、庞卓恒等的《史学概论》等作为国家“十五”规划教材被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陈启能、蒋大椿组织学者编著了《史学理论大辞典》。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白寿彝先生做出了突出贡献，进入新世纪，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六卷本《中国史学史》最终问世，奠定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何兆武、陈启能、张广智、于沛等学者，对推动西方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相继出版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现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等重要论著。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新时期受到重视，除传统的儒佛道思想文化研究外，齐鲁文化、楚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大批论著。社会史的研究在1987年之后异军突起，在冯尔康、陈旭麓、张静如等著名学者的推动下，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法研究，还是各领域各历史时期的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社会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据学者统计，仅2001年，见诸报刊的中国社会史论文有767篇。

①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推动社会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多卷本成果在1990年代陆续问世，先后出版了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李斌城等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朱瑞熙等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史卫民的《元代社会生活史》等论著。此外，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张静如、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钟文典主编的《近代广西社会研究》，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陈支平的《近五百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等论著，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力作。李文海为推动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同仁合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研，先后出版了多种近代灾荒研究著作，如《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灾荒与饥馑：1840—1919》、《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中国荒政全书》等论著。社会史在通史和专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由龚书铎任总主编，曹文柱、朱汉国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1996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谭松林主编、多位学者撰著的7卷本200万字的《中国秘密社会》，200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

反过来说亦成立,梁的思想丰富着他所属的时代学术文化,而对他的研究则反映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术文化的变迁.2012年,解玺璋的《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被捧为"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试图通过将梁一生经历,与近代史上各类关键性人物联系起来,进而跟整个中国近代史紧密连贯起来,从而实现"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48]的目标.在论及百年梁启超评价史时,解玺璋说,"我觉得一百年来对梁启超的评价太差了,他太冤了,所以我要给他打抱不平,我带着这样的情绪在写."[49]事实上,任何时代对梁作出评价,都必然会带着某种"情绪".这种情绪既可以说是我们的价值立场,也可以说是每个历史时代早就已经设定好的价值观念和批评尺度在我们身上烙下的印记.在历史的镜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也许真的只是我们自己而已.然而庆幸的是,我们对梁启超的认识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入,对梁启超的评价也必将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开放.。“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总主编，有22位分卷主编、近500人共同撰写，是迄今参与编纂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中国通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主编，是中国第一部大型行政区划变迁的通史，也是继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中国政区地理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巨著。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新时期史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甚为流行；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告别革命”思潮，有人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这些问题后来经过史学界的深刻反思得以纠正。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遭受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危害，史学界曾经一度出现了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一些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有人喊出“回到乾嘉去”的错误ISl号，这些思想在新时期一直在蔓延，甚至形成了思潮。针对这些错误思潮，尚钺、尹达、刘大年、罗尔纲等史学家，结合自己的史学研究，论述了如何对待马克主义理论，以及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我在《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也有论述。白寿彝、罗尔纲、漆侠等著名史学家，都强调史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性，在新时期，他们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太平天国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妨碍学术研究，而是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冯尔康在谈到自己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时，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影响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对封建社会许多重大问题争论的影响，关于历史学研究方法，他说：“关于史学理论，我还是强调实证与理论的结合，实证史学一定要上升到理论，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陈述。”①何兹全、林甘泉等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在唯物史观不断遭受责难的情况下，明确表示自己仍然坚信唯物史观，这些很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