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海贸易、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元代中国沿海的倭患及其原因新(2)

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认为至正年间日本商人焚掠庆元事件为“倭寇的前奏”，高荣盛进而认为该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或肇端，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之后的一系列倭寇事件，为元代倭患的一个“标志性起点”。从后来所发生的诸多倭寇事件分析，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

但也不是神秘的事，至少相比中国古代皇帝的死来说，对于穆罕默德的死，史料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是穆罕默德不是突然死亡的，他从患病到去世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起初还能做礼拜，越往后病情越严重，几乎都不能起身，也因此能够有安排后事的能力，还能够对伊斯兰教进行管理，并能够自己挑选自己的下一任接班人。排除上述那些损失严重的焚抢杀戮以及对洋人所有产业的焚毁事件，先依据时人的记载，引证另外几起比较大的焚烧抢掠事件，以便使读者了解北京民间社会被义和团破坏的严重程度：。大自然不能审判,并不等于我们能逃脱受罚,历史上的伦敦“烟雾事件”,曾造成四天之内死亡4000多人,患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心脏衰弱者不计其数,北京入冬以来大范围的流感爆发,就是大自然的一次警告.再也见不到蔚蓝的天空了,而我们所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视野的开阔程度,还有我们的健康.对此,有良知的人们还能无动于衷吗。

初，倭寇来鄞，防御之官控御无度，且启肆慝，焚屋庐，剽玉帛，民甚患之。公镇遏，严师控制，贸易持平，表之以廉介，怀之以恩威，乃俛首詟服，恭效贡输之礼。尝中夜倭奴四十余人擐甲操兵，乘汐入港。公亟讯之，得变状，征所赂上官金还之。倭旋及昌国北界，掳商货十有四，掠民财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者役之，余氓奔窜。公亟驾巨舰追之。进其酋长，谕之曰：“曩不轨，在律无赦。圣上仁慈，不忍殄歼。汝敢怙终，复肆虿毒！汝亟用吾命，幸宽贷之。稍予迟违，则汝无遗类矣。”皆股栗战恐，愿尽还所掠以赎罪。公从之，遂招徕其民，给衣食，使之保聚，皆两举手，环公拜且泣曰：“吾父母也。”

日中交流二千年

郑钦，梅林人，授怀远将军，其弟郑胄，官至奉议大夫。正五品，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升授奉直大夫。

结合上下文背景可知，此次倭寇事件大约发生在1320年代。因当时庆元地方官吏贪污腐败，苛待日商，故引起后者愤而报复。当时进犯鄞县的倭寇人数也颇多，一次就多达40多人，且携带利器，组织有方。倭寇流窜到昌国北界（今浙江嵊泗县境内）后，抢劫了14处商家和130家民宅。倭寇不但抢商货、掠民财，而且还焚屋庐、掳民人，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平息倭寇，谔勒哲图一方面促进公平贸易，另一方面则加强军备，严防倭寇。在“驾巨舰”追击到倭寇后，谔勒哲图并不是直接将之歼灭，而是晓之以大义，最终将之招安。谔勒哲图采用恩威并施的方式很快将倭寇平息，从而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赞扬，“立祠铭其德于石”，元朝著名诗人乃贤（1309–1368） 、张仲深、张宪等均有专门诗作纪念谔勒哲图抗倭事迹。

乃贤像（乃贤，又作“迺贤”、“纳延”、“纳新”等）

泰定元年（1324）六月六日，倭寇进犯鹤沙（今属上海浦东新区），残杀居民达600人，瞿妇乔永贞氏拒辱反抗，后死于倭寇刀下。赵天放歌颂其气节曰：“倭贼杀民凡六百，独有妇乔死贞白。”泰定二年（1325）十月，日本商船又驶抵庆元海口，浙东宣慰司使马铸随即向之宣告朝廷严格管理贸易的旨意。然而，日本商人初闻旨意之时，“疑骇不肯承命”。马铸见状，一边反复申谕，一边整顿军队，加强巡警，规范商贸。最终，庆元的中日贸易市场得以正常运转。至顺元年（1330），张震任庆元路同知，总管府事。张震上任后，继续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接之以诚而防之不测，交易而退，遂以无事”。

至正十七年，方国珍控制浙东地区，陈仲宽将往其麾下任职，乌斯道作文《送陈仲宽都事从元帅捕倭寇序》为其送行：

倭为东海枭夷，处化外。比岁，候舶趠风，至寇海中，凡水中行而北者病焉。……矧倭寇蜉蝣耳，不足当吾锋，又奚言哉。然彼尚艨艟剽轻，出入波涛中若飞，有不利则掎沙石，大舟卒不可近，此不可不豫计也。且彼既弗归顺，素摈弃海外，今又犯我中国地，枭馘固当，第虏吾中国人日伙，就为乡导，为羽翼，求其回心内附，岂得已哉。苟我军相攻击，玉石弗暇论，必令吾中国人自告者免，乃生致之，此又参佐所当言也。

5 姚长子：明朝浙江会稽人，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进入县境，逼迫他作向导。姚长子：明朝浙江会稽人，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进入县境，逼迫他作向导。5姚长子：明朝浙江会稽人，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进入县境，逼迫他作向导。

元人姚桐寿在至正癸卯（1363）所作的《乐郊私语》中记载了发生在浙江澉浦的倭寇事件：

近年长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窦百出。每番舶一至，则众皆欢呼曰：“亟治！厢廪家当来矣！”至什一取之，犹为未足。昨年番人愤愤，至露刃相杀，市舶勾当死者三人。主者隐匿，不敢以闻。射利无厌，开衅海外，此最为本州一大后患也。

宋初，澉浦置市舶场，元至元十四年（1277），设市舶司，大德二年（1298），澉浦、上海二处市舶司并入庆元市舶提举司。姚桐寿文中所记的“番人”当指日本商人，因其不满澉浦港官吏的勒索愤而反抗报复，三位市舶司官员在冲突中被杀。此次倭寇事件，当发生在至正二十年（1360）前后。

除此之外，元人诗词中也多有对于倭寇来犯的记录，如黄镇成的《岛夷行》：

岛夷出没如飞隼，右手持刀左持盾。

大舶轻艘海上行，华人未见心先陨。

千金重募来杀贼，贼退心骄酬不得。

尔财吾橐妇吾家，省命防城谁敢责。

黄镇成（1287–1361），字元镇，号存斋，邵武人，曾“历览楚汉名山，周流燕、赵、齐、鲁之墟”达十余年，最后“浮海而返”回到家乡。从黄诗可以看出，倭寇经常携带利器，“右手持刀左持盾”，乘大船出没海中，杀人掠货，给中国居民造成了极大恐慌。

黄镇成像

当时，倭寇在福建的活动十分猖獗，倭寇在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的林墩修筑大量倭垒，以此为基地大肆在福建沿海各地进行烧杀掳掠。乾隆五十九年，福建同安人蔡牵率领福建泉州、漳州一带沿海破产渔民及无业民众，在海上劫商自救，后以闽浙沿海为基地抗清。后来，倭寇到福建沿海骚扰，戚继光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抗倭前线。

1330年代，倭寇活动逐渐扩展到北方沿海地区。据《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记载，至元年间（1335–1340），赵天纲曾奏称“山东傍海诸郡，奸盗潜通岛夷，叵测上下，数千里无防察之备，请置万户府益都，出甲兵、楼橹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处。”可知，山东沿海的奸盗之人与倭寇相互勾结，濒海之地颇受其害。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山东倭寇活动的较早记录。

蔚州志《大事记》记载：“至治二年八月，蔚州献嘉禾。浙江不少地方有名人纪念祠，如台州市椒江区东山西南麓有一座纪念明代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祠堂，这里原为海门卫城隍庙，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奉命至台州抗击倭寇，屯住海门卫城隍庙，在海门的4年中，转战台州各地，特别是临海白水洋和温岭新河大捷，给倭寇以沉重打击，戚家军威名大震，倭寇闻风丧胆，从此不敢再犯台州沿海。明代辽东总兵官邳州人刘江（易名刘荣）驻守金州（今辽宁大连一带）在望海埚之战取得大捷歼灭来犯倭寇，此役明军胜利之后倭寇之倭国才更名叫日本，所以说今天日本国名字的来历还得感谢邳州抗倭名将刘江（易名刘荣），当然还要说没有这次大战的胜利哪有明代辽东沿海百年安宁。

时淮浙乱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挟子枢浮海而北，过黑水，抵铁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脱走，趋辽东，转之山东。

宋濂像

结合碑文上下文可推知，此次倭寇事件应发生在1362–1368年之间，地点在渤海湾的铁山。揭汯去世于洪武六年二月，碑铭应在此后不久所作。碑铭中言“同行多被害”，可见揭汯此行尚有其他同行者。同行者的详情我们可以在元末明初文学家戴良所作的《袁廷玉传》中找到：

南台中丞月鲁不花公治书，胡公均，兵部郎中揭公汯，将赴北，会于上虞，廷玉曰：“月公肤似凝脂，目如点漆，聪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台之命，然不宜往。往则不祥。”公问为何，廷玉曰：“面有紫赤气，如玉印纹。玉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岂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耸，得阴贵助，司空杨州分野，红气润泽，六八日内除南方台聀。揭公骨气巉岩，举动端悫，馆阁器也，但神庭金柜黒气如弓，此去大不利，纵有美擢而到任难矣。月泛海而北，果为倭宼所害，妻妾皆被虏。胡拜侍御史，开台于闽，揭与倭宼之难脱身，赴北授秘书少监，未任而国事去。

从中顺大夫秘书少监揭汯给《九灵山房集》所作的序言可以看出，该书原稿至迟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就已经完成。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袁廷玉传》这一篇章也是在1365年就已经完成了呢？由于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写作时间，故我们只能从文中所记内容推测。该文传主袁珙（1335–1410），字廷玉，以字行，号柳庄居士，鄞县（今宁波）人，知名相师。文中记载袁珙曾为程徐看相，后程徐官至吏部侍郎，但未言具体任职时间。查《明史》知，程徐被授予吏部侍郎是在洪武二年。所以，此文应是洪武初年所作，但不会早于洪武二年。

袁珙像

戴良文中虽记有同行者姓名，但是同样未言明倭寇发生的具体时间。我们只能根据同行者遇害的时间来推断之。同行者中的月鲁不花，字彦明，号芝轩，蒙古逊都思氏。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登进士第。乌斯道在《送逊都月公赴山南廉访使序》中提到“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诏逊都月公为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故月鲁不花应在当年启程，不料途中遇害。通过考证，萧启庆也同样认为月鲁不花死于1366年。《元史》对月鲁不花一行遭遇倭寇杀害一事记载颇详：

俄改山南道廉访使，浮海北而往，道阻，还抵铁山，遇倭贼船甚众，乃挟同舟人力战拒之，倭贼绐言投降，弗纳。于是贼即登舟攫月鲁不花令拜伏，月鲁不花骂曰：“吾朝廷重臣，宁为贼拜邪。”遂遇害。当遇害时，麾家奴那海刺杀首贼。次子枢密院判官老安、侄百家奴扞敌，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余人。事闻，朝廷赠摅忠宣武正宪徇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谥忠肃。

综合以上资料可知，1366年月鲁不花、胡均、揭汯等一行在渤海湾铁山附近遭遇倭寇，众人遂顽强抵抗，但却不敌，致使月鲁不花及其妻妾、儿子等80余人都被杀害，胡均、揭汯等人幸免于难，得以逃脱。被害人之多，令人震惊，足见倭寇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獗。

烧房抢粮的倭寇 ——明代《倭寇图卷》（局部）

带甲执旗的倭寇 ——明代《倭寇图卷》（局部）

”实际上，倭寇的根源是因为日本各地方大名支持海盗掠夺财物，而明朝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海防松弛，百姓下海为盗，变成了“假倭”，“假倭”会同真倭，于是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高潮。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已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许可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沈惟敬一到朝鲜就派人给倭寇送信以圣旨的名义责怪倭寇：“朝鲜怎么得罪你国了，你日本国擅自发兵攻打朝鲜。

镰仓时代（1185–1333）中后期的日本各方矛盾加剧，国内动荡不安。1221年，以后鸟羽上皇（1180–1239）为首的皇室贵族为打倒镰仓幕府，号召各国武士联合举兵讨幕，双方展开激战，但最终皇室却被幕府打败。时值承久三年，故史称“承久之乱”。双方的征战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使得民众生活更加艰难。

1274年，忽必烈派蒙古、高丽联军从朝鲜半岛进攻日本。1281年，忽必烈再次发动对日战争。因遭遇暴风雨，两次侵日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日本虽成功地抵抗了“元寇”的侵掠，但是其自身经济和军事也受到了重创，尤其以对马、壹岐、松浦、五岛列岛、博多等地受到的破坏最大。镰仓幕府因无足够的土地和钱财赏赐作战的官兵从而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其统治地位遭到各种反抗势力的威胁，各方矛盾极度恶化。这无疑为14世纪前半叶镰仓幕府统治体系的瓦解埋下了伏笔。元末明初在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等地进行侵掠的倭寇，有可能是对这些地方进行的报复行动。“有明一代，寇掠频仍，驯至东南半壁，蹂躏无完宇，而朝鲜亦几遭蚕食，皆由元人为之祸始也”。因此，元朝对日用兵所引致的日本报复活动这一因素亦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