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金维诺教授的学术生涯(4)
1981年1月14日至25日,金维诺先生在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访问讲学,与高居翰、苏利文会面
金维诺教授一贯关注最新学术动态,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尤其注意考古新发现。70年代中后期,陆续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新疆吐鲁番唐墓傀儡俑和绢画、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等等,他都有紧随其后的研究文章发表,直到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学术敏感。例如山东青州窖藏佛像出土之后,他撰写了《青州龙兴寺造像的艺术成就——兼论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齐曹家样》、《南梁与北齐造像的成就与影响》等长篇论文,将其长期思考的佛像样式与风格问题与青州新发现的造像联系起来。2002年他的专著《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出版,从中可以看到他多年对佛教雕塑艺术风格样式的关注。
学科贡献
中国古有画学史。绘画史的著述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来,各代都有撰述,但书画之外的建筑、雕塑、以及工艺图案这些被划归于工巧末技的美术品,则不在文人记述的范围内,故在中国古代只有书画史的传统,而没有美术史学的面貌。这个学科虽经近代西学传入的影响,更新了国人对美术品的认识,但中国的美术史学科该有怎样的面貌,前无先例,这条路是靠老一辈学者披荆斩棘走出来的。美术史系建系40年出版的教师论文集,取书名为《筚路蓝缕四十年》,正是中国美术史学历程的真实写照。这其中投注心力最多的是金维诺教授。他对学科建设的贡献,突出地表现为学科研究方法的探讨和学科整体格局的筹划。
1983年10月,金维诺先生访问日本京都,参加美术史学讨论会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它所使用的方法能否有效地描述它的研究对象,揭示其中的规律,并最终形成学术特色。中国绘画史已有的传统方法主要是由画学史和鉴藏史建构起来的,对文献和传世作品的真实性依赖较大,虽有自成体系的一套办法,但因受研究者的学识和判断力等个人化因素的影响,与现代学科的规范要求尚有距离。更何况对书画以外的美术品,原就没有现成的办法。中国现代的美术史学起步较晚,建国之前郑昶、潘天寿、傅抱石等人参考西学编写的绘画史,虽有些新意。滕固引进欧洲美术考古方法做的部分遗迹的调查,尽管也有所起色,但仍然不足以呈现美术史学这个领域的面貌。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其实是摆在美术史家面前的重大课题。自从50年代金维诺参与筹建美术史系,60年代任美术史系副主任,领导全面的教学工作开始,他就一直在作美术史学方法与学科特色的探索思考,在个人的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中加以尝试。例如60年代在龙门、麦积山石窟的教学实习,70年代末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临摹考察,都在贯彻他后来总结的办学思路,具体的方法可归纳为“四个结合”,即文献与作品的结合;出土品与传世品的结合;古代与现代的结合;理论与创作的结合。这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框架,充分吸收了中国画学传统史论兼容的特点,又避免了传统绘画史失于狭隘的门户之见,同时又密切地联系了美术创作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有美术学院背景,理论与艺术实践互补的美术史论学科。围绕这个学科形成的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美术理论三大主干课程体系,不仅提供了美术史系今后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且成为80年代以后全国各美术院校新建史论专业课程的主要参照。
金维诺教授一贯主张中国美术的一体多元化性质。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美术的历史也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因此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美术的多元化特点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主持美术史系工作期间,就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指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过程中,也总要考虑边疆民族美术的研究课题。仅从90年代以来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来看,涉及民族地区的研究课题有新疆石窟艺术研究、藏传美术研究、辽金美术研究、西域宗教美术研究等多个方面。古代边疆民族与汉民族长期共存,在交流和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这一点已为更多的实物所证明。从这点可以看到,金维诺教授在学术规划上的高瞻远瞩和他本人研究边疆民族美术的深层含意。
2001年4月25日,与启功、肖燕翼等出席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会议
通经致用是金维诺教授十分重视的学科拓展手段。早在60年代,他就曾筹划与出版界合作,共同编纂《中国美术全集》,并拟出了初步的框架,后因四清运动而搁置下来。当80年代国家组织出版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时,他参与了基本框架的起草,并主动承担起试写先行卷的任务。这以后又主编了《寺观壁画》和《原始-战国雕塑》卷。在续编美术分类全集的过程中,他又组织系内外美术史的力量共同参与,推出最新的成果。这项工作至今仍在继续。80年代他参与组织的出版项目还有《中国石窟》(17卷本)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2卷本)。90年代他主编的《世界美术全集》(21卷本)集中了当时本系和院外优秀的学术力量共同完成,最近已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金维诺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永远进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如今已是著作等身。八旬老人,仍在课业授徒,笔耕不辍。正是因为有金维诺教授这种精神的鞭策和激励,美术史论事业才有今天壮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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