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金维诺教授的学术生涯(3)

《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于1998年，没能记入金维诺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载于《艺术史研究》第2期，中山大学，2000年）。该文是特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而写的。文章依据他当年抄录的独煞神堂（465窟）壁画的古藏文题记和书画鉴定家张珩转赠的敦煌《金统二年（881）壁画表录》文书上记载的藏传壁画内容所进行的释读校勘，比较分析。敦煌465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元代的洞窟。这篇论文以充足的证据证明了465窟壁画为敦煌吐蕃时期的洞窟，改变了敦煌只有吐蕃时期的文书和绢纸画，而没有吐蕃洞窟壁画的看法。这一结论对于重新看待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那段历史至关重要，同样是敦煌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1985年8月3日至10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宿白、秋山光和、东山建吾等在天池合影

1987年6月，赴香港参加中文大学敦煌学国际讨论会，与饶宗颐合影

由敦煌石窟艺术转向中国石窟的全面研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60年代到90年代，金维诺教授曾多次组织学生到新疆、甘肃、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石窟作调查和测绘，80年代参与中日合作出版十七卷本《中国石窟》的编委工作，与夏鼐、宿白、长广敏雄等石窟考古专家共同主编全书，撰写了《炳灵寺及其在佛教艺术交流中的地位》、《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龟兹壁画的艺术成就》等多篇专论。90年代又将研究的领域拓展及中国宗教美术领域，1995年出版的《中国宗教美术史》荣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金维诺教授的藏学研究是敦煌学的延伸。早在60年代研究敦煌艺术期间，他就注意到吐蕃藏传艺术在敦煌艺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曾计划深入西藏阿里地区考察原生地的艺术面貌，以便在两种文化中进行比较。这个愿望长期未能达成，直到主编美术分类全集期间，才如愿以偿，这时他已届耄耋之年。出藏之后，他发表了藏传佛教美术的两篇论文，分别主编了各四卷本的藏传寺观壁画和藏传佛教雕塑，推出了藏传美术研究的一批新成果，改变了藏传美术研究中不见中国学者的状况。

金维诺教授的美术史研究重实地调查但不忽略文献，重艺术史迹的实证但不偏废理论。不走前人旧学从文献到文献，“失之于滞”的老路，又避免套用西方“以科学整理国故”，造成对位不准，“失之于诬”的套路。因此他在整理画史文献时注意书画作品和考古资料的互证，作绘画研究时留意文献的记载。通过比较参证，循环往复，在书画鉴定和画史文献领域不断有新的收获，给传统的书画鉴定学和文献学引入了现代的方法和气息。

1980年12月，金维诺先生由馆长方腾、吴同陪同参观波士顿博物馆

对画史文献的整理校勘本是金维诺先生60年代中期纳人出版计划的工作，后虽因故中辍，但他个人并没有放弃。从80年代初发表的《中国绘画史籍概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使用传统的版本校勘方法，另一方面又用绘画文献与史地文献互相参校，同时还参照美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后者的引人，使得古籍校释多了一个参照的标准。这对于文献整理而言，更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如果认真读过他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讨论，就会对他使用的方法有更加具体的体会。

在金维诺教授60年代至80年代的美术史论文中，有一组是对传世作品的个案研究。如《职贡图》、《历代帝王图》、《步辇图》、《八公图》等都是画史上记载较多，已有定见的一些作品。他的讨论，先从画风画法入手，再从作品的鉴藏流传线索和相关文献互证，最终还作品以本来的面目。以《职贡图》（一称《王会图》）的考证为例，原画长期传为唐代画家阎立德所作，他根据原画的风格，画上的职方志内容，认为《职贡图》比唐人的作品风格朴拙，画的原作者应是梁元帝萧绎，现存本为宋人的摹本。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他的意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历史学家岑仲勉随后对画中职方志做出的考订意见，书画鉴定家徐邦达从鉴藏角度提出的看法，都支持了他的这一结论。通过对传世作品真伪的辨识和考证，探索出了一套可能适用于书画鉴定的方法，也为美术史系90年代建立书画鉴定专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