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金维诺教授的学术生涯(2)

与中日编委（夏鼐、常书鸿、宿白、冈崎敬、东山健吾）合影

1992年，68岁进入西藏。考察藏传佛教美术遗迹，这期间主编《中国美术全集·藏传壁画》和《中国美术全集·藏传佛教雕塑》，撰写《吐蕃时期的佛教艺术》、《藏传佛教造像》两篇论文，将西藏佛教史与美术遗存比较联系，准确系统地描述了藏传佛教美术演变的脉络，为藏传佛教美术的进一步研究提出纲领性的意见。结合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展开藏传佛教美术各项专题的深化研究。这些当年的博士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藏传佛教美术研究领域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受到国际国内藏学界的普遍关注。

在这个学术年表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金维诺教授的每一次学术转向，不管是互有关联的还是跳跃性的，也不管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接受的，他都会有收获，并能惠赠于人。他就像一位不倦的拓荒者，在荆莽中开出大道，在荒原上建起楼台。

学术成就

金维诺教授治学严谨，不尚空谈，重视实物与文献的相互参证，主张从基础资料的分析中得出答案，进而归纳出理论见解。分析个案举证详瞻，鞭辟入理；综合研究则提纲掣领，申明要义。同时又特别留意学术动态，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因此常能突破陈说，发表新见，走在学术的前沿。

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是金维诺教授最早涉足的领域。自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到1930年陈寅恪提出“敦煌学”，直至建国初这半个世纪中，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敦煌文书的研究上。尽管1944年敦煌成立了艺术研究所，在常书鸿的主持下开始着手敦煌壁画的临摹，画家、学者也纷纷到敦煌考察，但对敦煌石窟壁画、雕塑作艺术史的研究实际是敦煌学的软肋。金维诺先生在1955年第一次走进敦煌，于同年的11月在《美术》上发表了讨论敦煌艺术的文章，题为《丰富的想象 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这不仅是他研究敦煌的处女作，而且也是中国学者讨论敦煌艺术的第一篇美术史文献。50年代后期他发表了多篇有关敦煌壁画和雕塑的论文，其中奠定他在敦煌学领域里学术地位的是《祗园记图考》（1958）、《〈祗园记图〉与变文》（1958）、《敦煌窟龛名数考》（1959）等一组富有创见的论文。

《祗园记》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故事题材，传到中国后，出现了依佛经改编的俗讲变文。敦煌保存有依此故事描绘的多幅壁画，从北朝至唐宋，互有联系也各有变化。金维诺在整理这一题材的壁画过程中发现，唐宋壁画的榜题文字不是佛经，而是俗讲的变文，于是通过文图对读，写成了上述讨论祗园记图的论文，成为敦煌学史上第一篇将壁画与变文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献。它的学术价值，《中国敦煌学史》一书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祗园记图〉与变文》“是将变文（文学）与变相（美术）进行交叉研究，将石室遗书与石窟艺术进行综合的立体的研究，这在整个敦煌学发展史上标志了新的突破与成熟化和高级化。它对敦煌学两大部类（石窟与史地、遗书）的丰富与交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著《中国敦煌学史》第341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从此以后，敦煌学中原来相对独立的文书研究与艺术研究开始建立起了实质性的联系。

《敦煌窟龛名数考》据吴曼公收藏的一张敦煌残经写本裱褙纸上所记腊八燃灯分配窟龛的名数，综合敦煌现存窟龛的位置、壁画、造像以及榜题碑刻文字等资料，考订出1011年时部分敦煌洞窟的准确位置、洞窟名称、功德主和修建年代，并对可能被沙埋的洞窟作出有依据的推断，为复现莫高窟当年的规模及其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对后来敦煌石窟的考古发掘工作有着指导作用。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在“金维诺”辞条中专将上述的论文列出，可见上述文献在敦煌学界的认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