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_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百度云(2)

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就以“道”自任，是“士志于道”的躬行者，他们的人生追求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张载就说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知识分子既要思考天地宇宙，又要教导皇帝百姓；既要承接历史，又要面向未来；既要以出世的精神在价值理论层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又要用入世的姿态在实践操作层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越是在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时代，越是显示出“士”的责任重大，使命艰巨。士于中国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并不是为了而，而是为了社会而，为整个人文之全体性的理想而。春秋战国时期，孔门，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之全体民众。⑥因此，他们都有一个超越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经常合不来。如孔子、墨子始终没有陷入圈内，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条件而从实际中抽身退出，再来讲学著书。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不放弃，仍盼望有一天，他们的理想能够在上实现。这种态度，就是庄子、老子也不能避免。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还表现在：他们总是渴望有一个理想与理想的领袖出现。这种热望一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

修身以致良知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礼乐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在“礼坏乐崩”之余，人间性格的“道”是以重建社会秩序为其最主要的任务。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义”的“士”——知识分子——的身上。但这样一来，个人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便异常沉重。所以，曾子才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确切保证“士”的个体足以挑此重担，走此远路，精神修养就成了关键性的活动。士于中国文化所以，在孔子以前的古代“礼”的传统中，“修身”只是外在的修饰，但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按孔子的话说，就是“修己以敬”，而且只有“修己”始能“安人”、“安百姓”。这是孔子对“士”提出的要求。到了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在50岁时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致良知。什么叫“良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指人的“是非之心”。⑦用今天的话来说，良知无非就是指人的道德良心，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王阳明在他的思想里特别突出了一个“致”字，亦即突出了“致良知”在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的重要性。说“从发生的历程说，这种内求诸己的路向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凭藉太薄弱才逼出来的”。⑧

知识分子修身以致良知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重义轻利、群体至上、舍生取义、正道直行、自强不息等五个方面。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始终有两个“我”，即“小我”和“大我”。知识分子时刻在突破“小我”，走向“大我”，走向他们为之关心的世界。他们除了醉心于专业学术领域之外，同时还以一种类于宗教的担当精神，心怀仁爱悲悯之心，关怀国计民生、黎民百姓，而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⑨傅斯年在做大学校长时，确立了台大的校训“专求真理”，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是一致的。傅斯年呼吁学生——下一代知识分子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在他身后许多年，有人这样说，读书人应该有一种骨气，“这种骨气，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后的历任台大校长身上找到了。”⑩（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