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在线阅读_士与中国文化txt下载

【内容提要】《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关 键 词】方用彬/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文人化

对于明清普遍存在的“弃儒就贾”、“贾而好儒”等社会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较集中地作了考论，普遍认为，从明中后期开始，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致使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注：见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唐力行《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等等；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有专章述论。）。美籍学者从士与文化这个角度，论证了那个时期士与商的互动或称合流关系，又从商人本身意识形态变化出发，肯定并强调了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士魂商才”观念（注：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笔者在翻阅嘉靖、万历时一些文人集子，尤其是在详读陈智超所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之后，深感到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丰富多样，拟从另一侧面，也即明代后期商贾文人化（注：所谓“文人化”，这里指商贾及其子弟，努力学习并塑造自己的文人文化品格与行为，如作诗、结社、文游及从事其他文化活动。）这个层面，对士商关系等问题作一思考与阐发。

明代后期，士与商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这种现象似不能一言以蔽之。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之儒”(道德之儒)、“小人之儒”(世俗之儒)之分，前者专治儒业，将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最终责任；后者却专事翰墨，吟诗作画，结社交游，甚至可以说是诗酒人生。如果给后一种人定位，严格来说，他们不能算是纯粹的儒者，而是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文人。明代儒生学者与文人两者间没有绝对界限，但区别确是客观存在。洪熙年间，大臣杨士奇与仁宗皇帝曾谈论如何看待儒人赋诗问题，杨氏答道：“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注：杨士奇：《东里文集·圣谕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这是一种品级上的划分，雷同于“君子”和“小人”儒之说。我国的正史、方志等文献中，大凡有“儒林”和“文苑”之分，那似又一种对文士学者技术上的区分。明代所谓“士少年”，博得一科第之后，方弁髦弃之而后学诗、钻研古文等，否则被视为“山林之士，不事科目者耳”。科举与文学分道而驰，这又是实际生活中两者有别之佐证。当然，明代几乎所有文人，包括商贾及其子弟从文，无不由学儒起步，一开始就将追求功名看作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最高境界。但因为仕路狭窄，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与最终结局南辕北辙。明代后期，商人及其子弟中的文人学士，既有顺利出仕，做了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等；更有放情诗画，不计其数的布衣文人，如下文将提及的吴敬川、童佩、沈明臣、方用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