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涉世家原文及翻译和陈涉世家读后感(10)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最著名的是陈胜、吴广，接着有项羽和刘邦。陈胜、吴广发动起义通过王个步骤：“并杀两尉”揭开了起义的序幕，接着发动群众参加起义，然后建立领导系统“并杀两尉”选择了“将尉醉”的适宜时机，又设下激尉要杀吴广的圈套，使众人认为杀之有理这又表现了起义领袖的机智杀尉后陈胜当即号召群众起交，他先晓以利害，指出如不起义，只有死路一条再提出“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激励众人立下雄心壮志，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尤其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由于陈胜、吴广打着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四方豪杰纷纷响应，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长吏，投入起义军，特别是旧楚国境内，“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大家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加入起义队伍。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司马迁（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散文家。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在汉武帝时就任太史令（史官），掌管秘籍、史料、职司记载等司马迁自幼受父亲熏陶，10岁就到长安学习，20岁起曾多次到南北各地游历，观察各地的风俗人情，采集传闻异说，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基础38岁时继任太史令，更有机会博览皇家藏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42岁时开始写作《史记》后由于上书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解而触怒是上，获罪下狱，被处官刑为完成《史记》，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历时10多年，终于写成历史巨著《史记》。《太史公》：指西汉史官太史令司马迁著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