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对江苏的印象 《消失的村庄》经典影评集(6)

《消失的村庄》影评(七)：该把农民当回事！

1938年，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用英文写了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次年，该论文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书名题为《江村经济》。

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写下《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并寄给国务院领导，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至今振聋发聩。而在十年后，李昌平则说：“十年前的诉求都实现了，但没想到的是走向了农民共同体的瓦解。”他表示，中国农村反而日渐被新的问题困扰。不解决的话，会比2000年之前的情况更严重。

2011年，电影《消失的村庄》在弱不禁风的中国艺术院线，悄然上映。影片描述了在小村庄中发生的故事。为了给鹤腾出栖息地，村庄将从山中搬迁。在搬与不搬、家庭矛盾、爱情矛盾等交织之下，演绎出了这个即将消失村庄的人生百态。在一次看片会上，导演林黎胜说，希望能有1000个人进影院看此片，并去关注一下正在消失的“村庄”，他就心满意足了。平心而论，艺术电影进入院线是难事，而反映农民问题的艺术电影，走进院线更是难事。《消失的村庄》的出现，让观众看到，在高唱“多快好省”的大片时代，还有游离于商业电影话语之外的声音，哪怕这个声音很微弱。

《消失的乡村》所反映的农村问题，林林总总。搬与不搬，村人唯老支书马首是瞻。而老支书却连自己的两个儿子都管不了。这样的情境，不禁让人想起农村治权的问题。在往昔，农村治权是相对完整的，老支书所说的话恐怕没有人敢不听。而在今天农民共同体的瓦解，农村治权分散的情况下，这种“老支书”的话语权，已经不复存在。看看今天在农村的征地矛盾、小产权房、环境公害、“维稳”成本上升等问题，就会了解这种变化。而原本是800元的拆迁费，被吕山撒谎说是5000元时，又体现出这种治权分散下农民的优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能争得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旷日持久地去补工农业的“剪刀差”。

影片中的“道德法庭”，则反映出了农村的另一个问题。所谓消失的村庄，所消失的不但是具体的现实空间，还有文化上的空间。《江村经济》能历时70年还有现实意义，在于是从经济体系、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多维角度去研究问题。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共同道德体系，在乡村消失之际，也会受到空前的打击。试想，搬到了山下，他们的“道德法庭”将在哪里召开？而由于地理空间上的疏离，他们还会再开“道德法庭”吗？在缺乏了这种来自民间的润滑剂之后，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将向哪里释放？

再从经济上来说，影片中的大儿子吕国，在政府部门工作，颇有鲤鱼跃龙门之感。而小儿子吕山，在和父亲闹翻之后，去山里当导游，在村人的面前，似乎也是小有成就。但吕国要靠劝村民搬走以此作为政绩，吕山的导游事业也不尽人意。而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不见得会有真正发财的。从相对意义上来说，这个村子还是贫穷的。吕山想娶片中唐一菲饰演的村姑为妻，但却出不起财礼。出得起财礼的一方，送的竟然是只种羊!而这种结合，象极了一些“工农结合”。例如“粮贸公司+农民”、“棉花公司+农户”，经常会公然不执行国家政策，压价克扣农民。而经常所说的缩小城乡差别，会在短时间改变吗？

最后要说的是，人们往往会把农民问题看作“他人”的问题。1949年时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比例为2：8。直到现在，农村人口还是超过城市人口。对于一个人口上占优势的群体，在话语权上却总显劣势。而今天的城市人口，上三代有多少不是农民的？这说明，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个村庄消失”的时代，为什么不再去回头看一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