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之日馆长 上博这三年 访履新千日的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2)

他的硕士论文研究宋代家礼制度，博士论文研究先秦礼文化，随后扩展而成在全国率先的专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二十世纪的百年中国，在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控诉“礼教吃人”点醒世人之后，在世纪中叶一度铺天盖地的“批克己复礼”“打倒孔家店”之后，在即将走入新世纪的最后时段，他以鲜有人至的完整研究，破题中国“礼文化”。

日本著名汉学家吾妻重二教授在其专著中评价称：“杨志刚的研究通过礼学及礼制对儒教仪礼的发展进行了通史性的考察，是一部为数不多的可称作‘中国仪礼史’的著作。”

“我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在杨志刚看来，“怎么把握传统与现代？”这个近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课题，一百年来限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好好解决掉。被迫开放导致先天局限，五四运动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在精华与糟粕之间难以跳出历史的限定。一百年后，“文化自信”，也正是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新时代节点。

他从史料研究中睁开眼睛，认定传统的东西是不可全然抛弃的，中国古文化达到这么高的高度是有其道理的，里面有好的东西，有正能量，有今后用得着的资源……“想明白了。”于是坚定而无畏。

1993年，年轻教师杨志刚便在是年第3期复旦学报发文：《礼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而促使他思考这个命题的，是在学报发文之前，那些年的“时代之问”。

“做一个人文学者，一定要有对时代、民族、国家的关怀。如果有，肯定会很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最后怎么回应，会体现在学术成果里。

“这当然不是指随风飘萍一味逐变那种，而是人文研究一个基本的立场，这是需要的。

“研究历史的，像王国维、陈寅恪，都对时代性的变化非常敏感。越是大家，越是如此。

“书斋，和外部世界是相通的。”

进入中学就喜欢上了文史的杨志刚，从中学起长期保持着一个习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四张报纸，必看。

所以文博系那位青年教师印象最深的，正是“杨老师谈学术，总有很多新的视角、新的外界信息，他对外面世界的变化很敏感、情况很熟悉”。

这种“不局限”，源于周谷城先生主张的“博大精深”，不囿于一个很窄的领域。

这种“通达”，也源于朱维铮先生强调的“通贯”，注重一个大的背景、时间线索。

所以通常会问“你做历史是做哪一段”，而在杨志刚这里，不是如此。

他留校任教后，开了一门持续很长时间、一度是文史哲本科生必选，也是文博专业必修的“文化人类学”课程，目的是要从自己原先所治的思想史，拓展到社会。“思想史容易过度局限于观念，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学问精进很有益处。”

从观念的，到社会的，再到物质的（文物博物馆），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系统，最后从博物馆学的研究层面，直接进入上博实务操作。

所以杨志刚笑言，回看自己一路走来，似乎也是为上博之行做准备。

这种“不局限”“通达”，还受到一些外国汉学家的影响。

在复旦求学时，许多国内外的一流学者，如李学勤、庞朴、李泽厚，还有杜维明、魏斐德，都来上过课、开讲座、做交流。大约1985年，魏斐德来复旦时的一次小范围座谈，一个思想对杨志刚影响很大。

“他当时讲东西方文化思想比较，从文化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巨大作用，讲到‘方向’是重要的；而这方向，似有一个switch（交换机），是可以加以转变的；就像火车轨道上的扳道，一扳，火车就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2013年接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的就职会上，杨志刚就讲到这个观点：我们做学问，一方面为学问而学问，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时代对学问的影响；我们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这代人，怎么找到这个“接榫”的地方，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这里说的“接榫”，就是魏斐德说的“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