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三个部分 王爱卫：朱希祖的史学史研究及其《中国史学通论》(4)

目录学家袁同礼认为，朱希祖对史籍的整理和分类，早于梁启超和柳翼谋，比章太炎的文学总论之分类更为精密。他“以科学方法董理旧籍，为国学开一新纪元。”又说：“目录学之可贵，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观于此篇之所论，深能达此功效矣。”金毓黻在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参考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讲义，并在日记中将朱氏的分类目录详细记录下来，认为“分析至为精密，执此以绳史籍，罔有或外者矣。”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刘龙心的评价，她说：“朱希祖的史学概论是以现代史学的眼光部勒旧史的一次尝试”，他“以史学独具的时间、空间和事类等标准作为类别史著的方式，说明现代学人已开始懂得从学科本身的特质上去把握这门学科。”

朱希祖还把政治史和文化史分出各种专史，政治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包括法制、经济、法律、军事、社党、外交等；文化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又分为学术、宗教、文学、艺术、农业、工业、商业、风俗等。这种分类方法，将社会各部门置于平等的地位，不再偏重于政治和军事，甚至把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农业、风俗等内容也单独列出，为后来专史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指南，促进了史学的专门化。朱希祖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新的分类标准，抓住了浩瀚史籍的本质特征，既科学又简明，直至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

朱希祖特别强调“史学发生”的必要条件——文字。认为“神农以前为结绳之世”，“结绳为记事之发端，亦为史之权舆”。“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尚书·尧典》记录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他又根据司马迁《史记》的《本纪》起于黄帝，且《货殖传》也说不知道神农以前的事情，得出结论：“盖亦以有文字而后有史，故起黄帝”，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而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这一观点也为后世史家所接受，金毓黻说：“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杨翼骧先生在《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中，开篇就讲：“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该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

朱希祖还区分了史学与史料的不同：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否则，史学不足以成立。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又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之说，论证中国史学起源有两元倾向，两元进化，谱牒起于周代，编年起于春秋，历史专官起于魏晋等等，这些论断对后来的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结语

任何学术思潮的形成，学术成果的出现，本质上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朱希祖的史学史讲义也不例外。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思潮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史学也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批判旧史学，建立科学的史学成为当时史学界的首要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顺应北京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朱希祖运用“新史学”思想反思中国古代史学，重新评价其利弊得失，把中西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力图通过开设“史学史”课程，启发学生寻求研究史学的方法，《中国史学史讲义》应运而生。

虽是讲义之作，却饱含作者的“心裁别识”。无论是内容的编排还是体裁的构思，都是“以科学之律，精为分析，善为部勒”的，是一部能够引导学生很快进入史学研究门径的佳作。他的学生傅振伦和姚从吾受其影响，在史学史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金毓黻说：“尝谓吾师之史学，可在国内自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者甚多……近撰《史学史》，引用师说甚多，即缘此故。”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是史学史学科建设道路上的一座丰碑，永远铭刻着他的开拓之功。他最早开设史学史课程，尤其是明确提出“史学史”概念，使这本讲义的学术价值远远超出它自身。可以说，他在实际上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中国近代之有史学史，实在是从朱希祖开始的。但他却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将史学史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主张“史学史、史籍举要，亦当用其一种，不必重设”，就说明他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还不够深入。